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此。”《論語·裏仁篇四》
譯：孔子說：君子對於天下的事情，沒有一定的方法要怎樣去做，也沒有一定不要怎樣去做，而是服從於義理，義理要求該怎樣做，就怎樣去做。
孟子在評論孔子時介紹說：“孔子離開齊國時，不等把米淘完、漉幹就走；離開魯國時，卻說：‘我們慢慢走吧，這是離開祖國的態度。’應該馬上走就馬上走，應該繼續幹就繼續幹，應該不做官就不做官，應該做官就做官，這就是孔子。”孟子稱讚孔子是“聖之時”，即孔子不墨守成規，而是根據時、地、條件，決定自己應該怎樣做。身為領導者思想也不可一成不變，在堅持義理的原則下應具有變革意識，求變才能不斷進步，強烈的變革意識乃是領導者的靈魂。
新的形勢之下，對手變了，所采用的策略也不能一成不變，往往需要采用新的做事方式，忽必烈在奪取中原之後，由於被統治對象發生了變化，於是他順勢推行了新的改革，以適應這些新的變化，其中對政權機構的建設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忽必烈從一開始即位，便顯示出了不同凡響，他沒有沿用以前大汗的做法，卻破天荒一反過去大汗們遵守蒙製的老傳統，而是采用漢人的年號——中統來紀元。這一劃時代的做法，斷然從曆史上將蒙古帝國一分為二，從而遠遠地將一個舊帝國拋在了身後。所謂的“中統”，就是中朝正統，從此以後，他儼然成了中原的統治者。
忽必烈雖然采用了漢法，但他卻不拘泥於漢法，他的大膽革新的精神使我們不能不對他佩服。並且我們還發現，在忽必烈改組機構的重大創舉中，他所依賴和任命的大多是漢人儒士，從中書省、行中書省到各路的宣慰使司，許多高級官員都是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