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論語·泰伯第八》）
譯：曾子說：“遇到安危存亡的緊要關頭而能保持自己的節操，這種人是君子嗎？真正夠得上君子啊！”
仁人誌士當遇到國家危難、個人生死禍福的大關節處，一定是“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縱然發生宮廷政變或者權臣篡奪君位，身臨刀斧、鼎鑊之脅時，也毫不動搖，不為利誘，不為威屈。也隻有這樣的忠義之士方是可委以重任之臣。
北宋神宗時期，在曆任了鳳翔簽判等幾任地方官以後，蘇軾在熙寧二年（1069年）又回到了開封，仍“入直史館”供職。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準備實施新法，這樣，在朝廷上，就形成了新黨和舊黨兩個派別。舊黨是反對變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馬光，司馬光是一位朝廷重臣，也是一位大學者，重要的史學著作《資治通鑒》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編寫的。新黨是堅決主張變法的，其首領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學者、詩人。
對於這“兩黨”，蘇軾並沒有明顯地偏向哪一派，他同司馬光的關係很好，和王安石共同拜師於歐陽修，是同門師兄弟，也能推心置腹，無話不談，因此，在這兩黨之間，蘇軾沒有偏向任何一方。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帶領著新黨的一批人，在經濟、文化等方麵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推行新法。但蘇軾覺得王安石不論在具體的改革措施還是在提拔人才方麵，都有許多不符合實際的地方，有些改革操之過急，不利於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所以，他對王安石持激烈反對的態度。
這些事情被司馬光知道以後，他非常高興，誤認為蘇軾是支持自己的一派。當不久王安石不斷地進行改革時，司馬光著急了，他急忙尋找幫手想要予以製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