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譯：孟子對齊宣王說：“王有個臣僚將妻兒托付給朋友照顧，而自己到楚國遊覽去了，等到他回來，（看到）他的妻兒在受凍挨餓，他該怎麽辦呢？”齊宣王說：“和他的朋友斷絕交往。”（孟子）說：“司法長官不能治理好士人，該怎麽辦呢？”齊宣王說：“撤掉他。”（孟子）說：“國家治理不好，該怎麽辦呢？”齊宣王（聽後）向左右張望，把話題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身為臣子，對帝王的過失就應及時指出，及時勸諫，上利國家，下利於民，可是封建帝王集大權於一身，完全憑借自己感情用事，臣子稍有不慎極有可能因此招來殺身之禍，孟子勸諫時體現了其高明的方法，使齊宣王自知不對，又入情入理。作為忠臣要敢於指出帝王的過失，但是也要注意方法，要忠之有道，忠之有術，忠之有效。
對於勸諫，孔子的學生子遊有一種意見，他說：“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對於國君一再勸諫，必然會招來侮辱；對於朋友一再批評，必然會被疏遠。）這是一種點到為止的為官之道。對國君的過錯，同流合汙是奸臣，裝聾作啞是懦夫，據理力爭是傻瓜，隻有點到為止，才是真正的聰明人。他點了，百姓會說他是正直大臣；他不強諫，不會遭到國君的反感。既保住了官位，又落下個好名聲。其實這樣的意思，孔子也說過：“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可中國政壇上有那麽些人，大約是受到“文死諫，武死戰”的影響，有時好得理不讓人，連皇帝也不讓，結果自己倒了大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