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都從我決定打那通電話的那個下午開始。那通電話已經晚了好幾周。
“安圖內斯先生，我想和您談談小吉爾莫的事。”我對電話那端的人說。他沉默了一下，隨即表示想了解更多，但我隻是用輕柔又不失堅定的語調說：“要是您不介意的話，我想請您到學校來當麵談一下。”
我們約定幾天後見。當馬努埃爾·安圖內斯來到學校時，正好趕上最低年級的孩子吃午飯，樓下食堂傳來的吵鬧聲響徹走廊。他在老師的辦公室等待著。我和他握了握手，把他帶到更小的一間辦公室，那是專門留給我們會見家長用的。
馬努埃爾·安圖內斯是個年輕壯碩的男人，大概三十來歲的樣子。他一頭黑發，留著疏於打理的胡子。深色的眼睛，小麥色的皮膚，臂膀強健，一雙大手上的指甲修得方方正正。
我們坐下來，直奔主題。
“您請講吧。”他說。
我也決定和他一樣開門見山。“是這樣的，”我開始講道，“我之所以打電話給您，是因為我有點擔心您的兒子。”
他看起來並不感到意外。事實上，家長們都清楚，老師打電話給他們要求約談，一般都是出現了什麽不對勁的狀況，因此他們一般都是有備而來的，有些甚至帶著忐忑。小吉爾莫的家庭信息上說，馬努埃爾·安圖內斯是航空機械師，但最近處於待業狀態。我望向他的眼睛時，似乎能看見悲傷。
在他開口回應之前，我繼續說：“我想過，您或許可以幫助我解密小吉爾莫的某些事情。”
他挑了挑一邊的眉毛。
“解密？”他問道，稍微有點吃驚，隨即生硬地哈哈大笑起來，卻無法掩飾住像許多其他父母於孩子在學期間來見我時的那種緊張感。
“天哪，”他說，一邊摸了摸胡子，“這聽起來簡直像偵探破案，或是美國刑偵劇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