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不分貴賤，校門向每一個年輕人敞開。”
“校長不是官僚，校長室向每一個學生開放。”
1915年，大哲學家馮友蘭 20歲，是從河南來到北大求學的學生。1918年，馮友蘭要辦一件事，需要北大校辦開證明。
時間特別緊急，照正常手續辦下來，肯定是來不及了。於是他放開了膽量，直接去見蔡校長。他進了校長的院子，院子一片寂靜。校長室門虛掩著，沒有一個保衛人員，沒有服務人員，也沒有秘書，隻有校長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前辦公。
馮友蘭進去說明來意，蔡先生就和藹地說了句：“這是好事，當然要批證明書。”然後寫了一個字條給他，讓他拿到文學科去辦。
馮友蘭回憶：他一個人坐在校長室，沒有校長架子，穿著長衫，貴為校長，仍然是一介寒儒，書生本色，肅然物外的氣象，這是一種很高的精神境界。
辦公室的門永遠向學生敞開，全天下恐怕也隻有蔡先生一個人了吧。
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前，北大就有招收旁聽生的製度，需要旁聽生支付一學期兩元的旁聽費。蔡先生一來，旁聽製度就更加開放了。他說：“每個人都有求知的權利，大學應該是對外開放的。”
蔡校長來了，北大不單有正式生、旁聽生，還有偷聽生。這些旁聽生裏有大作家丁玲、大作家茅盾、大作家沈從文、大作家瞿秋白，靠著旁聽，許多學生成為了一代大家。
有個注冊的旁聽生叫曹靖華，他旁聽俄語，後來成為著名的翻譯家。每次說起蔡先生，都深情地說：“沒有蔡先生，就沒有我的翻譯之路。我是蔡先生的學生。”可以說，那時候全天下的讀書人，都是蔡元培的學生。
馬敘倫教授說：“蔡先生在時的北大，校園有五公開：一是課堂公開，什麽人都可以來聽；二是圖書館公開，什麽人都可以來看；三是食堂公開，什麽人都可以來吃；四是浴室公開，什麽人都可以來洗；五是體育場公開，什麽人都可以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