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3年，當時的杭州知州陳襄，也就是陳述古，看到牡丹開放，就寫了一組詩。蘇東坡和了一組，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一
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隻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
意思是牡丹盛開，鮮紅得像是在流動。春天到了，暖和的陽光在慢慢融化霜雪。蘇東坡卻說，春天的陽光照得霜雪很害羞，霜雪變成了人害羞的樣子。
化工，不是我們現在說的化工，而是指造物主。造物主為了表現新奇巧妙，不讓牡丹這樣很悠閑的花有休息的時間。毫無疑問，後麵這一句聯想是在批評當時的新政。
後來在密州，蘇東坡寫過一篇《蓋公堂記》，說的也是這個意思。他用看病來比喻，說有一個人得了病寒而咳嗽，為了盡快治愈，就不停地換醫生看病，每一個醫生用的藥都不一樣，結果病情越來越嚴重。有一個老人對他說，你這個病其實不需要折騰，隻要好好休息，想吃什麽就吃什麽，等到體力恢複，再找一些針對你症狀的藥，就可以了。然後，蘇東坡說，治理國家也一樣，不斷地出台新的政策，瞎折騰，隻會讓人民疲憊不堪。
這些批評，在烏台詩案發生之前，隻是正常的不同意見。北宋開國以來一直信奉“言者無罪”的原則，所以，蘇東坡發表這些言論的時候，應該完全想不到會有烏台詩案那樣的後果。那麽，為什麽到了1079年，北宋一直奉行的“言者無罪”的傳統突然遭遇挫折，蘇東坡因為言論會差一點獲死罪呢？
分析起來，有五個原因。
第一，方向性分歧。在王安石變法之前，“政見”不同，不過是對於具體政策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見。比如對外應該“議和”還是“打仗”，一直有兩派意見。某個具體意見的爭論，基本上是局部的、階段性的，蘇東坡以及他的同僚已經習以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