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或稱南都，從15世紀初成祖遷都以後，它在明朝的政治版圖上一直相當於朝廷的後花園，雖然名義上保留了一套虛設的行政機構，設有禮、刑、工三部，實際上是失意官員的集散地、生意人的天堂和明朝全境範圍內最繁華的娛樂中心。在一個道德主義者的目光看來，這是一塊滋生墮落、腐化、犯罪的土地，它隻會生長出享樂主義的惡之花和遷延、遲疑、不負責任的行事做派，一個北方人如果到了這裏，必須要加倍小心，才能使智力和精神不至於墮落。但湯顯祖對這座散發著濃鬱藝術氣息的城市並不陌生，六朝以來的抒情詩歌早就讓他對這座城市向往不已，在他眼裏，留都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或許要超過北京，而城中規模宏大的國子監，秦淮河上的歌童美女，麇集於三山街的印刷作坊和書鋪，以及遍布城內外的名山古寺，這些文化地標在他眼裏都有著持久的魅力。
其實早在1576年前後，湯就造訪過石頭城，並在1579年春試落第後的南京之行中結識了學問淵博、時任國子監祭酒的戴洵，一位來自浙江奉化的和藹的小老頭。從他自敘行跡的詩歌《懷戴四明先生並問屠長卿》來看，“八月十日到官寺，是日臨齋多所思，明堂碧海舊經遊，複道香街始為吏，三日南雍拜聖人……”他到南京的第三天就去了國子監，門房告訴他，戴洵早在兩年前就已離開國子監回了浙江奉化老家，這未免讓他感到了一絲失望。
一個熱衷社交的年輕人，在萬曆年間的南京總會找到氣息投合的朋友。湯供職的太常寺，在明朝龐大的軀體裏是一個類似盲腸的部門，基本上可有可無，除了重大節慶活動時要祈天、祀祖，讓他和同僚們忙乎一陣，大多時間盡可讓他讀書、喝酒、四處玩賞。與他來往密切的朋友中，有一位是後來被劾行為不端丟官的國子監博士臧懋循（字晉叔），此人來自浙江長興，精通音律，有許多歌伎朋友，有事沒事總喜歡往秦淮河的畫舫送銀子。還有兩位他視之為畏友的，是當年張居正“奪情”一案裏受過廷杖處分的著名的反對派趙用賢和鄒元標。湯赴任南京後不久，鄒元標因慈寧宮焚毀上了一道評論時政的奏章被萬曆下詔切責，由吏科給事中被貶南京刑部，他和湯算是前後腳到的南京，同係江西老鄉，往來自然更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