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漸地，我開始習慣新的生活，這個過程並不輕鬆，而我父親則立刻重拾了舊日的生活節奏。他時刻炫耀著自己再次回家的喜悅，完全不像是剛剛在煉獄裏待了十年的人。他過去有一次曾試圖放棄過回家的念頭，但他沒能做到。
事實上，一九七八年的冬末，有兩件事情徹底改變了我們在巴裏的生活。一件是我的出生，那天夜裏我父親開車飛馳回那不勒斯，趕到娜娜準備生產的醫院，在接連不斷的痛苦喊叫中，我母親憑直覺喊出了我的星座：“馬爾切羅是雙魚座！上升星座是雙子！”另外一件則是一封遲到的電報信，銀行總部的人事管理部接受了我父親的回調申請。
那封信被壓在巴裏分行經理卡塔爾多·羅洛的辦公室抽屜裏大約一周的時間，雖然大家都能猜到信裏的內容，但沒有人在意這件事並去通知愛德華多，因為就在那幾天整個意大利陷入了混亂。
我父親認為，除了可憐的阿爾多·莫羅 ①之外，唯一可能要為這場動亂付出代價的人是他自己。他也清楚這樣抬高自己有些誇張，因為畢竟和莫羅不同，沒有人綁架和折磨他。然而，如果曆史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國家繼續動亂下去，如果恐怖分子最後贏了，罷工仍然繼續，誰能說清楚那封電報信最終會落得什麽下場呢？
政治專家們預計整個動亂事件很快就會結束，無論天主教民主黨的秘書長最終命運如何，整個國家都將會在短時間內恢複正常，所以民眾們都放鬆了下來，對事態的發展也隻是敷衍地關注一下。就是這樣，在那不勒斯銀行巴裏分行曆史上某個毫不重要的經理，打開了他的辦公室裏某個毫不重要的抽屜。
整整五十四天裏，周五除外的每一個下午，我父親在辦公室和相隔三百米的位於阿巴特·吉瑪街的公寓之間來回奔波，那時候他還在忙著申請回調那不勒斯；他會打開收音機，時刻關注著可憐的阿爾多·莫羅的處境，當然還有他自己的處境。整整五十四個下午，他哭泣過也絕望過，有時候會看到希望，但隨之而來的是加倍的失望。終於在第五十五天早上，瘋狂的電話鈴聲停止了，染了頭發的秘書從經理辦公室走出來向大家宣布，在一輛雷諾4的後備廂裏發現了莫羅的屍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