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有衝動的時候，但如何克製衝動則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絕大多數人因衝動而自毀前程。吳三桂為紅顏而怒，即是他敗局人生的開始。這個問題廣為人知。
我們知道，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改變了吳三桂的命運，他在撤回山海關以後，麵臨的是降與不降的人生抉擇。
約崇禎十五年三月初，農民軍逼近京城。消息傳來，驚愕之餘的崇禎皇帝才連忙下詔，“征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定”。於是，吏科給事中吳麟征又奏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可是，為時已晚。
三月初四，崇禎皇帝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薊鎮總兵唐通為定西伯，援剿總兵左良玉為寧南伯，風廬總兵黃得功為靖南伯，冠吳三桂為四伯之先。而在這之前，已特地召見過吳襄，詳細詢問了吳三桂的兵力情況，“襄備陳邊兵精銳，三桂才可辦賊狀”。三月初六，崇禎正式命令吳三桂放棄寧遠，火速入關勤王。顯然，這位窮途末路的皇帝，已將大明王朝的命運托之於吳氏一門手中。
此時恰逢清兵準備入關。吳三桂以為降清，自然不失為一條出路，上級洪承疇、舅父祖大壽，並昔日的同僚皆在清廷供職。但長期的邊釁使他與清人積怨已深，“以清兵仇殺多次，不欲返顏”。其父吳襄也曾說過：“臣遼人，與奴（清）有不共之仇。”何況，清人的多次招降均被他一口回絕，這裂土分茅又焉能落到他的頭上呢？皇太極先時就曾警告過他：“將軍不於此時翻然悔悟，決計歸順，勞我士馬，遲我時日，彼時雖降亦不足重矣。”這重重顧慮，使吳三桂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降清的。
在這種情況下，吳三桂投降大順農民軍不僅可能，而且可信。第一，李自成許以高官厚祿。三月十五日，大順農民軍進抵居庸關後，明守將唐通投降，旋即奉命率所部並銀兩財物前往山海關招降吳三桂，“通遺三桂書，盛誇自成禮賢，啖以（吳三桂）父子封侯”。這“封侯之賞”的許諾不能不使吳三桂動心。第二，李自成派人送去4萬兩犒師銀。吳軍在寧遠時即已缺餉14個月之久，4萬兩銀可立解軍中的燃眉之急。第三，李自成進北京後，繼唐通後又先後派巡撫李甲、兵備道陳乙、兵部尚書王則堯，以及張若麒、左懋泰等往山海關招降，招降的攻勢甚猛。第四，吳襄已降於大順農民軍，牽製了吳三桂，所謂“吳襄既降賊，三桂亦以所部之眾西行赴降”。早在京城失陷時，吳三桂即致書於京城內的吳襄，曰：“京城已陷，兒擬退駐關外，倘已事不可為，飛速諭知。家中俱陷城中，隻能歸降。”因而，吳襄投降大順軍，吳三桂是讚同的。特別是當吳襄為李自成所迫，致書勸降吳三桂時，又為他指明了利害。吳襄說：“…今爾徒飾軍容，遜懦觀望，使李兵長驅深入，既無批亢搗虛之謀，複無形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失，天命難回，吾君已矣，爾父須臾！嗚呼，識時勢者，可以知變計矣。……我為爾計，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驕憤，全無節製，主客之勢既殊，眾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戮辱，身名既喪，臣子俱失，不亦大可痛哉！”如前所述，吳三桂自幼與其父同騁疆場，骨肉之情尤深，他怎會視老父於囹圄之中而不顧呢？何況為父所言，句句切中。勤王之際，他貽誤戰機，無可逃脫地負有背負先主的罪責。如今大勢已去，是祚難回，大順農民軍已取明代之，為一代新主，此時歸降，可為新朝權貴，永保榮華。且父母家小以及他日夜思念的愛妾陳圓圓皆在京城，或若拒降，大順軍必將加害。因而，對於吳三桂來說，隻有歸降大順，才不失為一條萬事皆遂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