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出路的時候，人們都急盼著能找到一條出路。在隻能找到一條出路的時候，又該怎麽辦？李鴻章的辦法是：選擇它，不怕損失。
在李鴻章辦洋務過程中，有一個著名的協定，即“齊價合同”。
“齊價合同”是輪船招商局與英商太古、怡和兩家輪船公司在激烈競爭過程中，各自為著不同目的而言和，通過談判達成“息爭均利”
妥協而簽訂的協定，甲午戰爭前共簽訂過三次。“合同”的基本內容是三點：一是規定簽約三家的船隻噸位和客、貨量所占比例。二是規定在簽約的航線內，“三公司必須鄰睦敦好，保全推廣生意，彼此獲益，倘有別家爭衡生意者必須彼此聯絡跌價以驅逐之”；或“倘有別家輪船爭衡生意者，三公司務須跌價驅逐他船為是”。三是規定“凡三家爭議相持不下時，即交洋商公所董事決斷，該董事判斷之事，務須依遵”。
如何看待“齊價合同”的性質和作用呢？一般而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近代企業，在生產設備、科學技術和經濟實力、經營管理水平等等方麵，都遠不如西方企業。如果在與外國企業競爭中自身確實處於極為不利地位時，為了求得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與競爭對手暫時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和讓步，是必要和允許的。然而，“齊價合同”是否屬於這種性質的協定，卻很值得研究。其實，“齊價合同”簽訂之時，輪船招商局並非處於不利地位，更不是難於支撐下去；太古、怡和洋行的處境也並不比招商局好。輪船招商局在這種形勢下與太古、怡和主動妥協，簽訂“息爭均利”的“齊價合同”，從“與洋商爭利”以收回民族權利的視角看，已是極不妥當。
而且，李鴻章還在1893年訂的合同中，不惜將招商局獨享的運輸賑糧的特權分給了太古、怡和，且執行得非常認真，在給總理衙門的函件中說什麽“此項免稅平糶之米與尋常販運不同，除照案應由招商局輪船承運外，隻準由訂有合同之英商怡和、太古暨開平礦務局輪船報裝，此外無論華洋野雞輪船裝運米麥，概不準領護照，以符合章而便稽核”。然而，外商卻極不講信用，每次合同都是由他們率先減價競爭破壞，迫使招商局簽訂新的更加有利於他們擴大侵略利益的合同。而李鴻章則是每次都妥協、退讓，接受外商要求，簽訂新的“齊價合同”。結果是本來在輪船噸位和載客、貨量都大大超過太古、怡和的招商局，通過三次合同的簽訂，都遠不及太古怡和兩公司了。1877年，招商局的船隻數是31，淨噸數為22494；太古的船隻數是8，淨噸數為6893；怡和的船隻數是9，淨噸數為5191。可是到了1883年，招商局的輪船數則減少到27，淨噸數基本沒有變化，而太古的輪船數卻增加到20，淨噸數增加到22151，怡和的船隻數則增加到15，淨噸數增加到13651。到了1894年，招商局的船隻數又減少到26，淨噸數為22900，仍然沒有增加，而太古的船隻數又增加到29，淨噸數增加到34543，怡和船隻數則增加到22，淨噸數為23953。這種彼長我消，彼由弱變強，我則由強變弱的發展態勢說明，這種妥協不是明智而是喪權屈從，甘心成為外國企業小夥計的表現，是李鴻章等“止知分利，厚自封殖，而無遠大擴充之計”的無原則向外商讓利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