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的那篇著名的《嶽陽樓記》有一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中學生都能隨口背誦。這位因別人的文章聞名遐邇的滕子京滕大人被貶的原因卻鮮為人知。其實很簡單，他就是因為“三公”消費過於生猛而獲罪的。現在國家對中央和地方亮劍的“三公”消費，指的是公款吃喝招待、公務用車消費和公費出國，這位滕大人的“三公”消費中沒有“公車”和“出國”這兩項，而是公款吃喝、饋贈、大興土木搞政績工程。
宋代行政機構賴以維持正常運行、行使管理職能的行政成本，一般來自兩個渠道：地方財政截留（中央機關為國家財政一次性撥付）和公款經營贏利（放貸和做生意），統稱公使錢。《文獻通考》說“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造利”，就是這個意思。
拐點一：宋代的公使錢支出沒有專門的列項，這就為官員的“三公”消費開了綠燈，很容易出現超標或大肆揮霍。唯一可以製約的手段就是建立了專門的賬簿。滕子京就曾因“三公”消費吃過賬簿的虧，後來還燒毀過賬簿。
滕子京第一次被貶，是在仁宗天聖九年由大理寺丞貶至閩北邵武做知縣，原因是他把大理寺的辦案經費用於結交文人學士和資助江湖豪客，美其名曰“建學”。事情被曝光，禦史台派人來查賬，一查果然如此。到了邵武以後，他依然沒有吸取教訓，到處大吃大喝，隨意揮霍公款。《閩書》直言不諱地說他“複知邵武軍州事，自任好施予”。幸好當時的閩北屬於邊遠貧困山區，天高皇帝遠，沒人告發他。
在山區待了一年，他又奉調入京，任掌殿中丞。這是個清水衙門，殿中丞又是屬官，沒有財政支配權，滕子京沒有辦法，隻得好好做官，順風順水地熬了多年，一直熬到了涇州（今甘肅州涇川北）知州和慶州知州的位置。在宋代，知州就是一方諸侯，地方實力派，權力大得很，花起錢來自然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