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明史》，聯係到以前讀過的黃仁宇先生所著的《萬曆十五年》，不免對大明萬曆皇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個皇帝留給後人最深刻印象的是他的罷朝怠政近30年。正是由於這個印象，曆來史學界對他頗有微詞，有“明亡始於萬曆”的說法。其實，隻要稍識《明史》的讀者幾乎都知道，在明一代，唯萬曆在位的48年裏，大明王朝進入了有史以來的全盛時期，政治環境寬鬆，經濟極度繁榮，文化舉世難匹，對內對外三次大規模的戰爭均獲得了勝利。特別是在抗日援朝戰役中，萬曆皇帝的表現尤為出色，無論是地緣政治觀念、軍事決策思想還是爭取道義的支持，均能凸顯其戰略家風采。
朝鮮半島北部與中國相鄰，東北端與俄羅斯有陸地邊界，南部隔軍事分界線與韓國接壤，東麵為東海（包括東朝鮮灣），西南麵為黃海（包括西朝鮮灣）。朝鮮同中國的關係通常被比喻成“唇齒關係”，從地緣環境看，朝鮮是中國的戰略壁壘，中國是朝鮮最重要的監護國。古代政治家們考慮更多的是如何保護朝鮮作為中國藩屬國的利益不受侵犯，肯定不會是地緣政治的因素，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地緣政治的概念。比如，中國與日本在唐朝初年發生在朝鮮半島上的一次戰爭，據《資治通鑒》的簡略記載，是役，唐朝與高麗聯軍不足萬人擊敗日本與百濟的7萬大軍，創造了以少勝多的驚人戰例。唐朝皇帝出兵朝鮮的目的就一定不是地緣政治的緣故。
但是，萬曆皇帝在1592年發起的援朝抗日戰爭，除了保護藩屬之外，卻有著更高層次的思考。他在致日本的國書中說：“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將使薄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慊也……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封爾平秀吉（豐臣秀吉——筆者注）為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忠誠報天朝，以信義睦諸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征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從這封國書裏，至少可以讀出三層意思，一是朝鮮是大明藩屬，不容侵犯；二是日本也應該成為大明的藩屬，天朝早已威加海內；三是東亞應該和平，沿海各島國人民才能安居樂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