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裏，《紅高粱》首先是一首關於“行為”的詩篇。這個“行為”也可以理解成體育比賽裏的“自選動作”。嚴格地說，直到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我們的當代文學依然缺少人物的行為，我們能夠看到的其實隻是集體操裏頭的“規定動作”。《紅高粱》的出現使我們當代文學的人物一下子生動起來了，我們發現，我們小說中的人物也會走路了，他（或她）在小說的內部健步如飛，可以從小說的這一頭一直奔跑到小說的那一頭，這和作家背著人物在作品中步履蹣跚是不一樣的。在《紅高粱》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我爺爺”和“我奶奶”光滑的身軀在漢字的背後蚯蚓一樣蠕動。我要說，張藝謀是聰明的，他在恰當的時候把《紅高粱》的“行為”用攝像機的鏡頭放大了，並用高粱葉子妖**的扭動做了背景。後來滿世界都知道了，遙遠的東方不隻有神秘、陰森、心機和小腳，也有狄奧尼索斯（酒神），他在尖銳而又古怪的樂聲（嗩呐）中為所欲為。什麽叫“為所欲為”？簡單地說，就是自主的行為與能力。我一直認為，“行為”是小說的硬道理。
在“行為”之外，《紅高粱》還是一首“解放”的詩篇，這和“行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紅高粱》之前，我還沒有從別的中國作家的身上如此強烈地感受到小說是“人”寫的，——作家的眼、耳、鼻、舌、身，他流動的血液，他的心脈，他勇敢的、無堅不摧的力比多一股腦兒和漢字攪和在一起了。我至今還記得我讀《紅高粱》的時候所受的刺激（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在校的大學生。）——這刺激是多麽簡單，那就是，我充分地看到了、聽到了、聞到了、觸摸到了。我為《紅高粱》的有效而振奮不已。不好意思，在這裏我要透露我的一個小秘密，1988年，我去了一趟瘋長紅高粱的高密。在高密，我看了，聽了，聞了，摸了。高密之行的目的是瑰麗的，樸素的，也許還是基本的，作為一個人，我用文學的方式使用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