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的棉花糖》起筆於一九九二的春天，就在暑假即將來臨的時候，小說快竣工了，可是我發現，我看不到我預期的結尾。我預期什麽呢？說起來很簡單，是一種情感狀態：欲哭無淚。我在折騰小說裏的人物，也在折騰我自己，我們仿佛約好了，誰也不能哭出來。
誰也不能哭出來，這個情感狀態，或者說這樣的分寸感有意思嗎，有意義嗎？我說不好。我隻能說，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極其頑固，伴隨著寫作，他會給自己預設一些不可理喻的、不講道理的目標，然後，搬著自己的腦袋往上撞。小說發表出來之後，讀者是否注意到了你的這個預期？是否認同你的這個預期？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麵對這一部作品，我想這麽幹，我必須這麽幹。《雨天的棉花糖》的結尾或者說“調子”必須是欲哭無淚的。
在前往徐州的路上，是在南京火車站吧，我坐在水泥台階上，再一次閱讀了尚未完工的手稿。還沒有讀完，我做出了一個瘋狂的決定，我決定把小說的人稱由“他”換成“我”。必須承認，我當時並不知道這個決定有多“瘋狂”，等我再一次回到南京，我知道了，換小說的人稱不隻是把“他”換成“我”，或者說，把“我”換成“他”，它的艱難程度一點也不亞於二婚。
年輕好哇。年輕最大的好處就在於隻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困難。轉眼暑假就到了，那個暑假有巴塞羅那奧運會，那也是我擁有了電視機之後的奧運會。可是，我對那一屆奧運會的記憶是模糊的，我的心思全花在了一個叫“紅豆”的男子身上了，“紅豆”是《雨天的棉花糖》裏最重要的人物，一個從“對越自衛反擊”中返回故裏的軍人，一個失敗的軍人。
我沒有參過軍，沒有任何戰爭經曆，我為什麽要寫“紅豆”呢？我的動機到底在哪裏？我的熱情和渴望究竟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