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六十年代的蘇北鄉村，在六十年代的中國鄉村，存在著大量的殘疾人。
我注意過知青作家的作品，在他們的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很有特點，經常出現二拐子、三瞎子、四呆子、五啞巴、六癱子這樣的人物。這不是知青作家的刻意編造，在我的生活中，我就認識許多的三瞎子和五啞巴。
我對殘疾人一直害怕，祖上的教導是這樣的：“瘸狠、瞎壞、啞巴毒。”祖上的教導往往凝聚著民間的智慧。“瘸”為什麽狠？他行動不便，被人欺負了他追不上——這一來“瘸”就有了積怨，一旦被他抓住，他會往死裏打；“瞎壞”的“壞”指的是心眼壞，“瞎”為什麽壞？他眼睛看不見，被人欺負了也不知道是誰——這一來他對所有的“他者”就有了敵意，他是仇視“他者”的，動不動就在暗地裏給人吃苦頭；啞巴為什麽“毒”呢？他行動是方便的，可他一樣被人欺負，他從四周圍猙獰的、變形的笑容裏知道了自己的處境，他是卑瑣的，經常被人“擠對”，經常被人拿來“開涮”，他知道，卻不明白——這一來他的報複心就格外地重。我並沒有專門研究過殘疾人的心理，不過我可以肯定，那個時候的殘疾人大多有嚴重的心理疾病，他們的心是高度扭曲和高度畸形的。
他們的心是被他人扭曲的，同時也是被自己扭曲的。
在六十年代的中國鄉村，人道主義的最高體現就是人沒有被餓死，人沒被凍死——如果還有所謂的人道主義的話。沒有人知道尊嚴是什麽，尊重是什麽。沒有尊嚴和尊重不要緊，要緊的是要有娛樂。娛樂什麽呢？娛樂殘疾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取笑和模仿——還是說出來吧，我至今還能模仿不同種類的殘疾人，這已經成了我成長的胎記。
我們都知道著名的小品演員趙本山，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模仿盲人。他足以亂真的表演給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大地送來了歡樂。我可以肯定，趙本山的那出小品不是他的“創作”，是他成長道路上一個黑色的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