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和作家的組合關係也很有趣，如果是一九九五年——我寫《哺乳期的女人》的那一年——三十一歲的作者該如何去寫《推拿》呢？我想可能是這樣的：他一定會把《推拿》寫成一部象征主義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感情也是次要的，他要逞才，他要使性子，他要展示他語言的魅力，他要思辨。亨廷頓說了，這是一個“理性不及”的世界，借助於盲人這個題材，三十一歲的年輕人也許會鼓起對著全人類發言的勇氣，試圖圖解亨廷頓的那句話。年輕人很可能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張三象征著局部，李四象征著局限，王五象征著人與人，趙六象征著人與自然——所有的人都在摸象，然後，真理在握。在小說的結尾，太陽落下去了，它在什麽時候才能再一次升起呢？沒有人知道。盲人朋友最終達成了這樣一個偉大的共識，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太陽，它隻是史前的一個蛋黃。
寫作其實不是文學，而是化學。這麽多年的寫作經驗告訴我：同樣的人、同樣的事，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它們在小說家的內部所構成的化學反應是完全不一樣的。什麽是好的語言？布封說：“恰當的詞放在恰當的地方。”什麽是好的機遇呢？我會說：
“恰當的小說出現在恰當的年紀。”在恰當的年紀，作品與作者之間一定會產生最為動人的化學反應。
我寫《推拿》的那一年是四十三歲，一個標準的中年男人。因為長期的家庭生活，中年男人有了一個小小的改變，過去，中年男人無比在意一個“小說家的感受”，為了保護他的“感受力”，他的心幾乎是封閉的、絕緣的。但是，生活慢慢地改變了他，他開始留意家人，他開始關注“別人的感受”。對一個家庭成員來說，這隻是一個小小的變化，但是，相對於一個小說家而言，他邁出了革命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