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寫作和記憶的關係是什麽呢？那就是：我不相信記憶這個東西。“不相信”就是我的寫作與我的記憶之間的關係。我一直以為，記憶是動態的，充滿了不確定性。這種動態或不確定使記憶本身帶上了戲劇性，也就是說，帶有濃重的文學色彩。
我在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和班裏的一位同學打了一次架。關於男人的打架，我們在酒席上時常聽說。我不知道大家注意過沒有，許多人在敘述自己打架的時候都要在前麵做一點補充，補充什麽呢？——先說明被打的那個家夥不是東西，該打。我也是這麽幹的，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訴大家，我的這個行為是正當的。其實，在打架之後，我的父親讓我臉麵失盡，可我從來不說我被父親修理這個事情。——這就涉及我要說的第一個問題，麵對記憶，我們時常會做道德上的修正。這種修正是不自覺的，道德上的需要一下子就使我們的記憶變形了。記憶是利己的，它不可能具備春秋筆法，它做不到不虛美、不掩惡。記憶最大限度地體現了人類的利己原則，這是人性的特征之一。
記憶不隻是自利，在道德上做不自覺的修正，它還有第二個特征，那就是美學化傾向。我還是說我初中階段的那次打架吧，這件事我說過許多次，我發現，每一次敘述我都要添加一點東西，說到最後，我快把自己說成金庸小說裏的武功高手了。這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我的故事被我越說越精彩，戲劇性越來越強，我為什麽要這樣做？我不知道，你不能輕易地批評我撒謊，在主觀上，我沒有撒謊的企圖。我隻想說，記憶一旦遇到當事人的敘述，它就會脫離事態的真相，離虛構越來越近。虛構又何嚐不是人性的特征之一呢？
所以，記憶的特征和文學的特征有相似性，記憶一旦偏離了它的正常軌道，離不開人性的外部處境，有時候，讓記憶偏離軌道，也許正是我們內心的一點需要，這需要其實挺可憐的，它有沒有抵抗的意思呢？它是不是也構成了當事人與現實的關係？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