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是我國建築界泰鬥梁思成先生誕生九十五周年，1997年又逢其謝世二十五周年，故這兩年紀念他的文字不少，這些文章裏，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提及他關於保存北京城牆與城門的建議終被否定棄置的遭際；未及他撒手人寰，北京的城牆與城門除少數幸存的殘段與孤門外，已被盡悉拆除，實在令人扼腕欷覷。由此人們又進一步生發出關於城市改造中如何盡量保護體現地域文化的古舊建築的討論，馮驥才就特別關注這一問題，並在天津的城市發展過程中參與了不少具體而微的“護舊”工作。
我1950年定居北京，是北京城牆與城門近乎“全軍覆滅”的見證人，對此我也是痛心疾首的。但痛定之後，冷靜思考，也就悟到，一座大城，在曆史的進程中一味地想維護古風古貌，實在是很難很難的。
北京的城牆與城門，其實早在辛亥革命之後，就被動過一次“手術”。那便是前門（正陽門）及周遭城牆街區的改造。那改造的最主要的緣由，是其舊有的格局不僅完全不能適應新時代的交通需求，而且嚴重地妨礙了彼時人流與車流的通暢。我們都知道，當時北京火車站建在前門的東南側，如今遺跡仍存（拱形頂的室內車站現改造為鐵路工人俱樂部），這樣前門一帶便必須提供疏闊暢達的公眾空間，以使從轎子騾車轉換到蒸汽火車時代的人際交流，在數量與速度上都能得到充分的保證。
改造前的正陽門，在正門與箭樓之間，有封閉性的甕城，巨大而富有神秘感的甕城的設置，本是刻意要使進城的過程變得艱難而曲折，當然皇帝本人穿行時會成為一種例外，那時位於中軸線的所有門洞中那些布滿巨大門釘的沉重門扇都會徹底敞開，但一般官紳平民出入這座界定內外城的大門時，麻煩就多了，即使恩準出入，也必得繞甕城從側麵穿數個門洞迂緩而行；至於敵人，那甕城與護城河的配置，特別是箭樓的巍然屹立，都是“固若金湯”這個成語的物質性體現，是“擋你沒商量”的。20世紀初對正陽門的改造，其最主要的“手術”便是拆除了甕城。甕城一拆，正陽門的門樓便與其南麵的箭樓分離開來，各成一景了。這景象一直延續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