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虛名者是取得不了大勝的人生，因為虛名誤事，不少有權有勢之人就是因為好大喜功而落到身敗名裂的境地，敢於直言的魏征不圖虛名，追求為百姓辦實事，出實效，切實為大家的利益考慮，因而辦起事來就能得到大家的幫助。
唐初安定社會秩序的重要政策，經濟上推行“均田製”和“租庸調法”，軍事上實行“府兵製”。為了盡快恢複生產，太宗多次下令免除百姓的賦稅勞身。他還特別注意減輕刑罰，讓老百姓在比較緩和的社會氣氛中生活。這在古代稱作為“慎刑”。
隋朝立國之初，文帝製定的法律是比較寬平的。到煬帝時則使用嚴刑峻法強化統治，結果弄得“民不堪命”，四處起來造反。唐高祖在位時製定的法律，基本恢複了隋初的寬平。唐太宗特別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訓，下令對法律再加修訂，有些條文進一步改重為輕，原來規定判處絞刑的某些罪，改為流放服勞役；判處斬首的罪人，要由宰相和六部尚書討論決定，須經過五次複奏才可執行，以免出現錯殺冤獄。“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這是太宗規定的立法和執法原則。
但是，李唐皇族本乃世代武臣，太宗本人年少時長於騎射而不精學業，帶兵打仗恃勇鬥狠，英武過人，稱帝後也還是容易激動使氣，常因一時喜怒而濫行賞罰。他也自知這樣做的後果，因而多次要求大臣注意向他提醒。
貞觀初年，濮州（今山東鄄城北）刺史龐相壽因為貪汙被人告發，受到追贓和解職處分。他因自己是秦王府舊人，就向太宗求情，希望能得到寬大處理。太宗派人傳話說：“你是朕的舊部下，貪汙大概是因為窮迫，朕送你100匹絹，你繼續當刺史，今後自己可要檢點才好。這顯然是越法而徇私情。魏征知道此事後，立即進諫批評道：“龐相壽貪汙違法，不加追究，還要加以厚賞，留任原職，就因為他是陛下的舊人。而他也並不以自己貪汙為罪過。陛下為秦王時舊人眾多，如果他們都學這個樣子貪贓枉法，就會使廉潔的官員感到害怕，影響吏治的清明。”太宗看過奏章，不得不改正對龐相壽的寬縱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