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穩局應及時了解下情，這需要盡最大限度地聽取各方意見，這樣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從而達到政通人和。
君主親自聽政、定期視朝，本是我國古代舊製，清初，順治皇帝采納給事中魏象樞等人的建議，定逢五視朝的製度，平時則不定期地到乾清門聽理政務。康熙帝除堅守逢五視朝的定製外，並將禦門聽政作為一項經常性製度來執行。由於逢五三日常朝禮儀隆重，一般是臣下參拜、升轉各官謝恩、貢禮行禮等例行禮儀，並不研討具體政務，故康熙在常朝之後仍去乾清門聽政，禦門聽政成為康熙接見臣下處理日常政務的最主要形式。
康熙熱衷禦門聽政，既是反對權臣鼇拜的需要，也是對輔政時期政治的重大改進。因為在輔政時期，諸司章奏都是到第二天看完，而且是由輔政大臣等少數幾個人於內廷議定意見，漢大學士不能參與其事，鼇拜等人便借機將奏疏帶回家中任意改動，以達到結黨營私的目的。而禦門聽政則使年輕的康熙皇帝走出內廷這個狹小的圈子，可以與朝廷大臣廣泛接觸，從而考察其優劣，亦可團結他們，取得支持，增強鏟除權臣的勇氣和信心。聽政時，康熙與大臣們直接見麵，共商國事，而且官員比較廣泛，包括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從而對輔政大臣的行為形成某種程度的製約，對某些擅權越軌行為也能及時發現和製止。
康熙發現，自己每天早起聽政，而部院衙門大小官員都是分班啟奏，甚至有一部分作數班者，認為“殊非上下一體勵精圖治之意”，便於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頒旨規定：“嗣後滿漢大小官員，除有事故外，凡有啟奏事宜俱一同啟奏”，無啟奏事宜的滿漢大小官員亦應同啟奏官員一道，每日黎明齊集午門，待啟奏事畢方準散去；有怠惰規避，不於黎明齊集者，都察院及科道官員察出參奏。但官員們貫徹起來確實有困難，他們不比皇帝，就住在乾清門旁邊，他們“有居住僻遠者，有拮據輿馬者，有徒步行走者，有策蹇及抱病勉行者”。由於需提前齊集午門守候，他們必須每天三更即起，夜行風寒，十分辛苦，以致白天辦事時精神倦怠。後經大理寺司務廳司務趙時揖上疏反映此情，康熙深為感動，立即采納，於九月二十一日重新規定：每天聽政時間向後順延半個時辰，即春夏七時，秋冬八時，以便啟奏官員從容入奏；九卿科道官原係會議官員，仍前齊集外，其他各官不再齊集，隻到各衙門辦理事務；必須啟奏官員如年力衰邁及患有疾病，可向各衙門說明後免其入奏。此後又罷侍班糾劾失儀的科道官員，以便官員們暢所欲言；年老大臣可以“量力間二三日一來啟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