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素逛街，有一種店門是絕對不進的，那就是古董店。倒也不是為文者囊中羞澀，鼓不起勇氣邁那道高門檻，實在內中另有隱情。再有中國畫，無論畫者何人，所畫何事，我一律不喜歡也不收藏。寫到這裏，我要請親愛的畫家們原諒，本人不是對中國畫不恭，跟尊貴的古董一樣，我的排斤是出於一種病態的抗拒心理，是糾纏不去的童年情結。
我外公早年做北洋政府的軍需中將，後來從上海煙酒稅總監的任上離職，在我老家的縣城裏，也算是個有錢的人。據說外公生性儒雅，喜古董字畫，在世的時候收藏了不少。外公去世後連年戰亂，家道漸敗，值錢的東西好些都被外婆變賣換飯吃了。再後來曆次運動，據說家裏被查抄過不止一次。如此，到我七八歲開始懂事的時候，堂屋裏懸掛的畫幅、擺設的瓷器仍然是琳琅滿目。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中堂，畫的是一個古人在河邊飲幾匹老馬。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是因為此畫極為陳舊，畫麵已經黃得發黑，若不湊近去看，根本看不出那些細細的黑色線條；二是在我童年的眼中，這畫畫得十分拙劣，畫上的人駝著個背，畫上的馬也不像今人所畫的馬，怪怪的，有點變形。我實在不明白大人們為什麽要把這樣醜陋的一幅畫掛在堂屋醒目處。我還有印象的是一幅被嵌在玻璃鏡框裏的刺繡品，繡的是王母娘娘祝壽圖，我記得那王母娘娘錦衣彩帶，手捧仙桃，十分的雍容華貴。據說這是外公的母親五十大壽時，外公的同僚們所送，可見也頗為珍貴。再有就是那些瓷器，家裏散亂著隨處可見。花瓶、壇子、盤子、碗、觀音像、壽星像……用的玩的看的，樣樣都有。那時候似乎沒有什麽“文物”概念，好東西沒有誰當回事。
“文革”開始時，我剛滿十一歲。記得先是號召破四舊，外婆請人把天井裏幾口有龍的雕紋的碩大水缸砸了，又把家裏帶有“福祿壽”之類四舊花紋的瓷器歸攏在一起，讓我用竹籃子裝著，一趟一趟往居委會裏的工作組駐地送。我為自家擁有的這些四舊物品羞愧，白天不敢去，到了晚上，小小的單薄的身子努力挎著裝滿瓷器的沉甸甸的籃子，做賊一般貼牆腳根走著，麵紅耳赤地跨進工作組駐地大門，在冷冷的鄙夷的目光監視下，把東西一件件拿出來，堆進院中已經是小山一般的瓷器堆中去。我感覺到恥辱，這是深深銘刻在童年記憶中的印痕，它導致我今天對於古董的冷淡，或說是一種下意識的憎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