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2年6月4日出生於四川省成都市育嬰堂街。母親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兒已經8歲。當時家庭生活困窘，母親不想再添累贅，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統統不靈，最後還是隻好把我生了下來。
當時正處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父親出於愛國熱情，給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驅逐日寇的意思。
後來母親一度帶我回到老家安嶽縣。我的祖籍是安嶽縣龍台場高石梯，那是一個極其偏僻的村落。盡管後來我不隻一次回過安嶽縣城，並且有一次還回到過龍台場，但始終沒有回到過那個村落。老家安嶽縣永遠能在我心中喚起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我記得它的一家理發館中，有著一麵用4排24把蒲扇連綴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輪和繩索構成一種機關，理發師傅給顧客理發時，可以用腳踩得它上下扇風。也許如今它早已被電風扇取代了吧，但故鄉的那種特殊情調，既已儲留心中，卻是任何新奇的東西都不能淡化的。
再後來我家定居重慶。我們住在南岸，隔江與重慶城區相望。推開我家房舍的窗戶，長江永無止息地流淌著，對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腳樓”，纖夫那悲壯的號子聲一起一落地飄來，縫綴著大補丁的灰帆時隱時現地浮過……晴天很少，霧氣常來，到了晚上，對岸的萬家燈火仿佛無數隻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無比神秘。
我便在那霧蒙蒙的山城度過了我耽於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親被調往北京工作，我們全家隨往。從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剛到北京，我是一個頑固的“小川佬”。因為錯過了新學期的開始，住家附近隻有一所私立小學願意接收我當插班生。我插進去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堅持說四川話，其實我心裏早就會說北京話了，可就是不好意思開口，弄得老師皺眉、同學取笑。我記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學不知為什麽事同老師頂了嘴，那老師氣惱之下，便把他從我們三年級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級教室，當場宣布了他的降級。這件事給了我一個強刺激。我在生活經曆中第一次體驗到了對不公正的事情的義憤。我忍不住對同座的同學說：“幹嗎？！”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場合說北京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