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天，我所在的中學仍處在“文革”的震**中，進入了“清理階級隊伍”階段。我因為年輕，怕的隻是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並無被當作“曆史反革命”揪出來的可能，所以心態較前兩年鬆弛。白天應付一下運動，晚上就躲進單身宿舍，偷偷讀殘存的舊書。自己那幾本舊書讀爛了，於是向彼此信得過的同事借書讀。一次我到一位比我年長的同事家裏，發現他書架上有本《日子》，是埃及作家塔哈·胡賽因寫的長篇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出版，封麵很素淨，用的紙很黑。“文革”初期“破四舊”，沒等“紅衛兵”上門，他自己就先處理掉了一些可能惹禍的書籍。這本《日子》得以幸存，除了其本身不大招惹人注意外，也是因為我的這位同事是個回民。家族裏包括他父親，有若幹留學過埃及的前輩，他們進的都是埃及著名的愛資哈爾大學，而《日子》寫的正是愛資哈爾大學的校園生活，所以於他而言那本小說有著特殊的意義。
那個春寒的夜晚，在他家小小的居室裏，他們兩口子熱情地留我吃飯。我記得他們那自己晾製的牛肉幹特別可口，事隔36年，回想起來，舌苔上甚至還能咂吮出一種特殊的香甜。那情景堪稱“草草杯盤共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杯盤確實草草，燈火也確實昏昏，但我們隻是低聲地謹慎交談。他們兩口子曆史清白，按說“清理階級隊伍”不會衝擊到他們，可是那天我覺得他們似乎總有點憂心忡忡，小屋裏彌漫著過多的壓抑感。
從他家借回《日子》，我沒有馬上翻看。隔了好幾天，有天晚上，我從床褥下拿出《日子》，開始閱讀。書裏的人生無論時空還是悲歡都離我很遠，但我很喜歡那種徐緩從容的敘述方式。比如：“那時，一陣微風拂過他的臉，微風中還有一絲涼意沒有被太陽的灼熱所消除……”正當我斜倚在床鋪上翻閱《日子》時，忽然從書裏掉出來一張折疊得很薄的紙，我未加考慮便馬上拿起展讀了。那是一封信，是寫給書主兩口子的。從口氣上不難作出判斷，信是親戚從家鄉寫來的，末尾注明的時間是那一年的春節。那時人們寫信時常嵌入革命套話，但這封信文字卻幹淨極了，沒有一點多餘的詞語。我讀完不禁從**驚跳下地，把信湊攏電燈正下方又讀了一遍，心裏馬上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