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回國之後和梁思成的再相逢以及之後的相處除了兩家人的撮合之外，還是存在兩情相悅的因素的。林徽因始終沒有忘記14歲時初遇梁思成的情景，那個陽光般的少年被她深埋在心底；梁思成也沒有忘記那個相貌出眾的女孩。
當所有人都在用世俗的眼光評論林徽因和徐誌摩的感情時，林徽因的好朋友費慰梅忍不住地為她發聲，費慰梅在《梁思成與林徽因》中寫道：在多年以後，聽她（林徽因）談到徐誌摩，我注意到她的記憶總是和文學大師們聯係在一起——雪萊、基茲、拜倫、凱賽琳·曼斯菲爾德、弗吉尼亞·伍爾夫以及其他人。在我看來，在他的摯愛麵前，他可能承擔了導師和指導者的角色，把她導入英國的詩歌和戲劇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時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這樣，他可能為她對於他所熱愛的書籍和喜歡的夢想的靈敏的反應而高興。他可能被自己所編織的熱烈情感迷住了，然而她隻有十六歲，並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樣是一個有心計的女人。她不過是一個住在父親家裏的女學生。徐誌摩對她的熱情並沒有在這個缺乏經驗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應。
感情的事究竟誰對誰錯、誰是誰非是很難說清楚的，隨著歲月的流逝，人們的腦海之中會漸漸淡忘那些過往，**也會在平淡之中逐漸褪去，剩下的隻有親人般的存在。而那個親人，終究會是更靠近現實的梁思成。
1917年5月7日，袁世凱向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條約，賣國賊的行為激怒了愛國青年，學生們開始罷課、工人們開始罷工，大家紛紛在大街上開始了遊行示威活動，雖然以失敗告終，但“五九國恥日”卻成了銘記於心的曆史。
1923年5月7日，陽光明媚，那天學生們又開始了示威遊行，拉條幅、遊街，抒發著內心對“五九國恥日”的憤恨。梁思成騎著姐夫周希哲從菲律賓買來的一輛哈雷·戴維森牌的摩托車帶著弟弟梁思永，可沒想到騎到長安街的時候，被國務院權貴金永炎的汽車撞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