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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在從北京飛往巴黎的航班上，我問挨我坐著的法語翻譯：“為什麽去法國的是我？”她笑笑說：“我哪裏知道。難道你不想去嗎？”
我當然非常向往法國。但是把我列為中國電影代表團的成員，去參加法國南特電影節的活動，不僅我自己感到意外，一些文學界和電影界的人士也多少覺得詫異。
到寫這篇文章為止，我僅有一部小說被改編拍攝為電影，那就是1982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出品，黃建中導演的《如意》。中篇小說《如意》發表在1980年的《十月》雙月刊上，主體內容是表現一個中學校工和一位滿清皇族後裔——格格——之間隱秘的愛情，是個有情人終未能成眷屬的悲劇故事。在次年中國作家協會首屆優秀中篇小說評獎活動中名落孫山。據說在評獎委員會討論到《如意》時，有位著名的文藝批評家嚴厲地指出，小說主人公——中學裏的老校工，為“文革”中被紅衛兵拉到操場上活活打死的資本家屍體，去蓋上塑料布；又在紅衛兵批鬥黨支部書記時，走上台去取下掛在書記脖子上的大鐵餅；還在懲罰性勞動中，給焦渴的“牛鬼蛇神”送去綠豆湯……這些行為都屬於人道主義範疇，但作家不能跟老校工站在一個水平線上，應該懂得人道主義屬於資產階級的情懷，作家應該注意批判人道主義的局限性。有人把這樣的批評轉達給我以後，我明白了自己這個中篇小說不能獲獎的最根本的原因。
不過，中篇小說《如意》刊出後，也有喜歡的人士。1981年，戴宗安女士在前輩電影藝術家成蔭的鼓勵下，將《如意》改編為電影文學劇本，並刊發在了《電影創作》雜誌上。當時黃建中剛執導完《小花》，好評如潮。但《小花》字幕上的導演是張錚，黃建中隻是副導演。因小花的成功，北影廠允許黃建中作為名正言順的導演拍片，他選中了《如意》，請我再重寫電影劇本，我本不願“觸電”，經不住他的動員，就接了這個活兒。影片完成後在字幕上與戴宗安聯屬編劇，戴女士畢竟提供了一個電影劇本的基礎。這是我迄今為止唯一一次“觸電”，後來我的長篇小說《鍾鼓樓》《風過耳》、中篇小說《小墩子》等改編錄製成電視連續劇，劇本都是別人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