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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是在北京天安門對麵馬路西南角鬆樹下，剛從人民大會堂參加完一個活動，我和一位當時舉足輕重的文學評論家站在一起。那是1981年，我們在那裏等候公共汽車。我問他看沒看過我的中篇小說《立體交叉橋》，他說看過。我問他有什麽意見，他說調子太灰暗了。這已經是我第N次聽到“調子灰暗”的批評。評論家見我神情沮喪，就安慰我說：“創作中偶爾走點彎路是難免的，迷途知返就好。”又說：“作家要站在生活之上，而不能自然主義地去表現生活。作家可以刻畫小人物，但作品裏不能全是小人物，更不能一味地同情小人物，作家應當塑造出先進人物把讀者往光明的方向引導。”他確實語重心長，但我聽了卻冥頑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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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是悟透了，作家憑良知良能和興趣情緒管自去寫就是了，何必那麽看重文學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的宏論。但那時的我，對文壇上的主流批評家的意見，卻非常地看重。我在1977年發表出短篇小說《班主任》以後，當時文壇的主流批評家幾乎是一致予以肯定和鼓勵。但是，自從我1980年發表出第一個中篇小說《如意》以後，文壇的主流批評家的態度和意見就開始分化了。馮牧，他當時是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人之一，兼《文藝報》主編（當時《文藝報》是雙主編，另一主編是孔羅蓀），又負責那時一年一度的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評獎，他的話語權是非常強大的。他支持《如意》所弘揚的人道主義，但是在第一屆中篇小說評獎活動中，《如意》雖然被提名，也有馮牧等評論大腕的支持，卻遭到了強有力的反對，持反對意見的人士也屬於那時的批評大家，他們在評獎討論中對《如意》的尖銳批評傳到我耳中以後不久，批評文章也就正式出現在報刊上。他們的批評應該說是善意的，文章也是以語重心長的調式寫出，大體的意思是，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盡管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的階段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後，人道主義就成為一種落後的東西了。《如意》裏麵刻畫的石大爺是個憨厚的勞動人民，他的人道主義情懷可以表現，但是作者不應該和石大爺站在一個水平線上，正確的寫法應該是對他的人道主義情懷既包容又批判，引導讀者認識到人道主義的局限性。那屆評獎中《如意》名落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