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之所以失敗，與王安石本人的性格有關。王安石性格執拗，又不修邊幅，在當時的士大夫中可算是特立獨行。這也招致了不必要的攻擊，如蘇老泉在他拜相之前就寫了《辨奸論》來影射攻擊他，書中針對他的生活習慣有這樣的字句：“夫麵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進而預言：“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來影射將來王安石會禍亂國家，由於蘇洵是當時的名作家，因此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性格方麵的影響還在於，因王安石的特立獨行、剛愎自用，造成上層官僚之間關係緊張，加大了改革的阻力。如：文彥博、富弼，這兩個人是仁宗一朝的重臣，久居中樞，門生故吏遍天下。富弼見神宗重用王安石，而王安石議論偏執，心裏很不痛快，數十次上表要求辭職。出判亳州，臨卸任時，神宗征求意見，問誰接替合適，富弼薦文彥博，不合神宗心意，君臣相對默然。過了很久，神宗親自開口說：“王安石才識甚高，卿以為如何？”富弼居然也以沉默對抗。不久，文彥博也以司空的榮銜出判河陽，離開了朝廷。因與這兩人交惡，他們的門生故吏們就先有成見，對改革的具體實施也就大打折扣。司馬光、範純仁等名臣，也對王安石頗不以為然，多次在皇帝麵前與之爭論，司馬光更以拒絕出任樞密副使來拒絕與王安石合作，到洛陽專心著書去了。可見當時阻力之大。
那麽既然當朝君子不與之合作，王安石隻得起用新人來推行新法，這給了小人以鑽營之機，並由此形成了新舊兩黨。後來的事實證明，舊黨人士雖然因循守舊，但是個人品行方麵確實堪稱君子；而新黨之中，有不少鑽營小人，個人品行差了老大一截，當時的社會聲望更不能與舊黨人員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