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來，我所見的官員有很多，從他們那裏所聽到還是令人鼓舞的。希望從此風氣能有所好轉。現在我把所察罪極的十一人列單呈上，恭請聖上一看。雖說不十分確實，但是臣確實多方察問，不敢輕信旁人，不敢稍帶個人成見。另外還有十幾個未曾察明，等兩三個月後，詳細察清再據實上奏聖上。嚴重的仍罷官斥責，不能犯同一罪過而懲罰有所不同，案輕的令其改過自新，對他們應該重在勸誡而不在嚴懲，藩臬兩司所開賢官與我調查相符的，我也分作兩次呈聖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國藩聲名重創，受到朝野抨擊，一時有“曾剃頭”、“曾屠戶”之綽號流傳，無非是說他“濫殺無辜”而已。但是曾國藩沒有退卻，他相信隻有“挺”下去，堅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他在給弟弟的家信中也直書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諱的，是不分青紅皂白，讓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賢能的人無所畏懼。如果犯了這個過失，那麽百病叢生，不可救藥。韞帥近日來聖上對他也有些冷淡了，如果更是事事多遷就，那麽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對待屬下改變不明事理的做法。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尋，也隻是革去那些特別差的人。
曾國藩實施他的“峻法”，是為了大清的江山，國家的穩固，然而，他的這些做法還是屬於人治的思想範疇，而中國的“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論述有著幾千年的傳統。就人為政治的主體而言，政治不就是“管理眾人的事”嗎？但如何培植了解政治原理的人，使他們能夠運用實行呢？這可以說是政治的第一要義，所以中國古聖把政與教合為一體，不能說沒有道理。曾國藩對於此點雖未曾加以說明，但要知這是一種建議的奏疏，他所謂“轉移之道”，“培養之方”，就帶有著政治教育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