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出山的曾國藩大有“大幹一場”的士氣，他也行色匆匆，投入局中，7月17日，從湘鄉起程，22日到達長沙，與湖南巡撫駱秉章、撫署機要幕客左宗棠等會商援浙軍事，決定調用在江西的蕭啟江、張運蘭、朱南桂、胡兼善等部，又調吳翔岡部一千二百餘名湘軍，擬與李續賓會晤後，從李部調撥步隊一千、馬隊百名，以上各部總兵力已有八千左右，加上原在江西的李元度部平江勇，總兵力已超過萬名。
8月3日，曾國藩從長沙抵武昌，與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等會商追擊石達開等事宜，協調與湖北湘、楚軍的作戰部署。以後，曾國藩從武昌順流而下，10日，至巴河，先後會晤了李續賓、李續宜、曾國華、彭玉麟、劉蓉、唐訓方等舊部，商談援浙軍事。他提醒李續賓打仗必須與水師相輔而行，方能立於不敗之地。19日，行抵九江，楊嶽斌前來晉見，祭掃了“塔公祠”（塔齊布），假以籠絡軍心。
8月18日，曾國藩從湖口坐湘軍水師戰船前往南昌，楊嶽斌隨船送至南康，彭玉麟率水師戰船護送至南昌。9月10日，行抵貴溪。這時，浙江巡撫晏端書已保舉湘軍將領李元度為浙江溫處道道員。曾國藩對此行非常快慰。這可以說是“盡性”的一個收獲。
曾國藩就是這樣的人，他以尺蠖之曲，既能盡性，又能知命。似有意，似無意，二者的關係又處理得惟妙惟肖。
平常之人所以不能正確對待盡性與知命，就在於太在乎事情的結果。他們或有意或無意產生這樣的傾向：即有多少耕耘就該有多少收獲，不然的話，就會悻悻然、憤憤然，牢騷滿腹、怨天尤人。不知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個天就是命。但相信天並不等於放棄努力，得過且過，無所作為；而是要正確看待自己的努力以及所產生的結果。因此，在盡性上，不妨盲目一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