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年以後，當他再次出山時，他則變得善於應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認：“餘此次再出，已滿十個月。論寸心之沉毅憤發誌在乎賊，尚不如前次之誌；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複，公牘必於本日完畢，則遠勝於前。”
以前，曾國藩對官場的逢迎、諂媚及腐敗十分厭惡，不願為伍，為此所到之處，常與人發生矛盾，從而受到排擠，經常成為輿論諷喻的中心，“國藩從宦有年，飽曆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嚐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斬爽肮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
經過多年的實踐，曾國藩深深地意識到，僅憑他一人的力量，是無法扭轉官場這種狀況的，如若繼續為官，那麽惟一的途徑，就是去學習、去適應。“吾往年在宮，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此一改變，說明曾國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趨世故了。
然而，認識的轉變過程，如同經曆煉獄再生一樣，需要經曆痛苦的自省，每當他自悟昨日的是與非時，常常被追憶昔日“愧悔”的情緒氛圍所籠罩。因此，在家守製的日子裏，曾國藩脾氣很壞，常常因為小事遷怒諸弟，一年之中和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都有過口角。在三河鎮戰役中，曾國華遭遇不幸，這使曾國藩陷入深深的自責。
在其後的家信中，他屢次檢討自己在家期間的所作所為。如，在鹹豐八年（1858）十一月十二日的家信中寫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釁，實吾度量不宏，辭氣不平，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為兄之道。千愧萬悔，夫複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今遭溫弟之大變。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果有明證。”鹹豐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錙銖細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負我溫弟，既愧對我祖我父，悔恨何極！當竭力作文數首，以贖餘薄愆，求沅弟寫石刻碑……亦足以攄我心中抑鬱悔恨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