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小說寫得很粗糙，但不管有多拙劣，它總代表一個初學寫作者一種有意識的努力。
寫短篇時，我有個矛盾：回憶早年生活，文字還能帶點感情。試寫大題材，往往就顯得幹巴乏力了。
《曇》是以“五卅”反帝運動為背景，寫一個工讀生啟昌的困難處境和覺醒。“五卅”慘案發生時，蕭乾正在崇實為洋人做工。他說題目本身與故事無關，它隻代表自己的一點憤慨。那是全國民氣激昂的日子。他清楚記得當時空著小肚囊，天還擦著黑，就跑到東四牌樓，站在石墩上喊，如果你感冒了，別吃仁丹，吃萬應錠。那時他身材矮，口吃，衣裳上盡是窟窿，但大人們並不輕視他。他親眼見一個洋人家的廚子，在聽了他的宣傳後，毅然辭工。他見一個五歲孩子撕著電杆上的標語玩，他一巴掌把那天真無邪的孩子打個昏。就這樣魯莽的事，路人不但不責怪，還反過來袒護他。
這篇小說是1935年蕭乾正寫畢業論文《書評研究》時趕寫的，雖很粗糙，但不管寫得多拙劣，總代表一個初學寫作者當時一種有意識的努力。它和《皈依》一樣，都是用自己的生活遭際向宗教挑戰。啟昌對洋校長由厭惡到反抗，一定是建立在蕭乾自己對崇實校長威廉·格列斯丁憎惡的基礎上。與《皈依》不同的是，這一次在精神上戰勝洋教士的隻是個孩子。蕭乾也許想通過他，來表達自己對民族主義充滿了信心。可他忽略了一點，即狹隘的民族主義與偉大的心地是格格不入的。偉大的作家絕不能隻是個民族主義者，他應具有超階級的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任何一部文學史中，大凡公式化的作品，漫畫式的人物，都沒有長久的藝術生命力，充其量是適度充當了當時社會、政治的需要。《曇》恰是這樣的小說，通過賦予人物倔強的民族主義性格和高尚的愛國精神，把在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洋教徒的偽善麵紗剝開，露出一副侵略者猙獰的嘴臉。裏邊灌注了蕭乾太多的個人恩怨，但這種純揭露性的文學作品，正是那個時代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