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瑞士之行》一文，提到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統一，明擺著就是針對當時國內現狀的。
1945年底，胡霖致信蕭乾，以商量的口吻提出，希望他1946年盡早回《大公報》設在上海的總管理處。不久，胡霖又來一信，要他離英之前去趟瑞士。
瑞士之行是蕭乾向歐洲的告別旅行，也是繼英國大選之後，他對西方民主政治的又一次體驗。他的《瑞士之行：一個中立國的啟示》即是根據這兩周的訪問寫成。在瑞士，蕭乾瞻仰拜謁了詹姆斯·喬依斯的墓地，並為瑞士美麗的湖光山色所陶醉。但在《瑞士之行》中，他並未去描繪瑞士秀麗迷人的山水，而是著重寫了瑞士的民主製度，分析它經濟繁榮的原因和為中立所付出的代價。
蕭乾以為瑞士“是一個少變化少發現的國家。整潔、精明，超然地觀察著人類的興亡，巧妙地盤算著自己的利潤，卻不分享人類的激鬥中的戲劇”。但他哪裏是在客觀報道一個中立國的情況！那明擺著是針對國內現狀的。關於瑞士的“一本萬利”，他的分析可能全部謬誤。他隻為襯托、慨歎國內是在做著“賠本生意”。
確實，蕭乾的筆是指向當時獨裁的蔣介石政權。《原始的民主》這一節，實際上是以瑞士的民主反襯當時國內的專製統治。“瑞士人民最酷愛自由，而又最守法；這一來，當權者不必過分拘束人民，而人民也沒有叛革的必要。瑞士人人是武人，然而全國百年來從無所謂武人階級。”對照國內，一方麵，蔣介石政府不給人民民主、自由的權利，另一方麵，一直實行軍事強權統治，不僅有強大的武人階級，而且對人民采取殘酷的鎮壓手段。瑞士聯邦的總統絕對直轄於議會，總統與平民沒有界限，而中國的蔣總統具有天大的權威。
瑞士人珍愛自由甚於生命，同時也尊重別人的自由。中國的帝製過久，“自由”這個概念對大多數中國人還是陌生的，中國人慣常把“自由”與自由散漫、無法無天連在一起。殊不知自由與人權是不可分割的。在瑞士，看不到軍隊鎮壓，街上也少有警察巡邏。在中國，國民黨特務橫行，軍警施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