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好比一粒種子，它最適宜在民主政治的土壤裏發芽成長。強權政治和集權專製是自 由主義的兩大瘟神。
“理想國”的遙遠夢影
蕭乾雖出生於宣統元年，但從懂事起就一直是共和國的公民了。以他最起碼的政治常識 ，帝製與共和的區別首先在於：前者是一個人或其王朝說了算，而共和則是每個公民都應有 發言權。
然而從20年代軍閥混戰到30年代國民黨統治時期，不是張作霖、吳佩孚說了算，就是 蔣介石說了算。遇有不同的聲音，輕則失蹤判刑，重則“飲彈龍華”。邵飄萍因言論而遭軍 閥槍殺，蕭乾自己也在小小年紀因參加共青團而被關進張作霖的偵緝隊，要不是被他就讀的 教會學校的洋校長保釋出去，也難保不丟命，因那是個可以不審就隨便槍斃人的地方。所以 他說，1939年他不是從一個共和國，而是從一個實質上是帝製的國家前往英國的。看到人家 的領導靠選票上台，不稱職的可以罷免或下次不選；看到即便在戰時，那裏的人民也言者無 罪，對不適當、不合時宜甚至不順眼的事，即便對首相指名道姓地痛斥，也不至關監獄，更 不會失蹤，自然好生羨慕。
叫他更難以理解的是，不但民間可以暢談國事，甚至正當英國獨自在對德、意法西斯作 著民族存亡殊死戰的時刻，倫敦居然還在公開發行著兩家反戰的報紙：一份是從宗教上反戰 的《和平新聞》，另一份是擁護納粹盟友――蘇聯的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當時蘇聯 與納粹簽了友好協定。）丘吉爾首相還迫於輿論的壓力，曾向一個因在言論上與政府唱了反 調而受處罰的老人賠禮道歉。換個地方，這兩份報紙即便政府不禁，民眾也會把它搗毀。
蕭乾看到二戰首先比的是人心向背，其次才是武器優劣。在他心目中，言與行是很難分 的。大敵當前，除了奮起抗敵的主流之外，竟然還有唱反調的，國家處在生死關頭，卻出版 反戰報紙，鼓吹和平，還不構成叛國行為？然而不，那自然會為正義之聲所壓倒。德軍飛機 來襲，如有人朝天空打一下手電，即便出於疏忽，也輕饒不了，會處以重刑。而出版反戰報 紙，仍屬言論，隻能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