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曆史自然是人類自身寫就的。曆史由人來寫，人性的弱點是否會不經意或 者甚至是刻意地滲透進曆史？也就是說，人寫的曆史是否會成為帶上了人性弱點的曆史？這 是近來一直困擾我的一個問題。
人類社會的曆史自然是人類自身寫就的。曆史由人來寫，人性的弱點是否會不經意或者 甚至是刻意地滲透進曆史？也就是說，人寫的曆史是否會成為帶上了人性弱點的曆史？這是 近來一直困擾我的一個問題。最近讀到陳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9月版）和鄭實采寫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傳》（華藝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我 又同時思考著另一個問題：曆史的敘述者與曆史的記錄者之間，存在著曆史的“真空”嗎？
先說《人有病，天知否》。陳徒手所做的這個費了他近十年心神，極具曆史文化價值的 采訪、記錄和撰寫工作本身，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對1949年後中國文壇曆史“真空”的填補 。我甚至想說，他是一隻不知疲倦地銜著曆史的原始材料往曆史的“真空”裏“填海”的“ 精衛鳥”。他謙稱自己“隻是這批中國文壇幾十年風雨的親曆者口述的記錄人，隻是文學史 料的一位整理者”，但曆史的“真空”會因為他筆下一個個曆史的敘述者、見證者而有了“ 真實”的活氣，而有了“真實”的空間。無論是“舊時月色下的俞平伯”，“午門城下的沈 從文”，在團波窪的秋天裏思索的郭小川，“文革”政治渦流中的浩然，還是太平湖裏絕命 的老舍，都在曆史的帷幕下真切了起來，實在了起來。這當然是曆史的幸事。
其實，從他所挖掘出的這些原生態的曆史原料看，已經是為曆史研究者研究中國知識分 子的心靈史埋下了一塊堅實的柱基。我當然希望陳徒手自己既是這個研究領域的奠基培土者 之一，也成為深入下去的研究者之一。曆史研究絕非僅是曆史學家的專利。因為它既是曆史 文化，同時也是文化曆史，應該是每一位有良知、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人 終身思索的精神課題。也隻有這樣，才能夠始終以曆史學家的廣袤視野和警醒頭腦，區分開 哪個是“勝利者的宣傳”，哪個是真實的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