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市場的轉型於1929年基本完成。在這個現代經濟形成的關鍵的一年裏，如果福特先生仍然倔強地堅守著他在新車型A型車中所體現的理念，他就隻能和克萊斯勒先生平分秋色。克萊斯勒先生沒有背景，但是他幹勁十足，而且他的市場政策和通用汽車非常相似。從長期的視角來看，在美國生產的500萬輛車中，福特先生占據了接近200萬輛這一事實隻不過是一個偶然—這值得炫耀，但是卻無法代表潮流的走向。
通用汽車本身也從1920年的無秩序團體轉變為了一個整合的、有戰鬥力的企業。它的分權管理、協調控製的哲學在當時運轉得非常好。它的財務方法已經逐漸變為一種習性，一種持續演進的創造性過程。它的汽車產品線體現了杜蘭特先生首創的概念並在原則上體現了1921年的產品計劃中所體現的價格區間思想。或許我還應該補充一點，盡管我們在汽車出口方麵創造了空前的高紀錄，但是我們還是在英格蘭（1925年）和德國（1929年）開辦了我們自己的製造廠，開辟了新戰場。在處理這些事情的過程中，公司都反映了整個經濟社會的趨勢。毫無疑問，這也會對某些趨勢產生影響。我們在汽車行業的進展影響了其他大型美國企業，他們來我們公司研究、取經，特別是對我們的分權管理和財務控製抱有濃厚的興趣。
我並不是一個曆史學家，因此在這裏我將開始講通用汽車這段時間的發展，而忽略掉這一時期一些意義不夠重大的事情。
盡管緊縮效應不可避免，但是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大衰退並沒有從本質上改變公司的特色—隻有一個特色除外。緊縮要求公司加大協調力度，並盡量節約。這種需求引發了對通用汽車組織結構最近一次的基本調整。實際上，由於事先預測到了形勢的轉變，所以這些變革開始的時間要早於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盤，但是，在此之前我們也不知道形勢會變成什麽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