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汽車行業的發展史上，1908年，發生了兩件影響深遠的事情：威廉·C.杜蘭特（William C.Durant）以他的別克汽車公司為基礎，組建了通用汽車公司—通用汽車有限公司的前身；同年，亨利·福特也宣布了T型車的麵世。這兩件事的影響力，都超越了單個公司及其汽車產品的範圍。它們代表著不同的經營理念和哲學。在以後的時期，這兩種經營理念將相繼在汽車行業的發展中處於支配地位。福特先生的經營理念首先占據了上風，其支配地位延續了19年—整個T型車時代。這給他帶來了不朽的聲譽。隨後，杜蘭特先生的開拓性工作才開始得到它應有的認可。杜蘭特先生的經營理念萌芽於T型車時代，並在該時代之後才得以實現—並非由他本人，而是由包括我在內的其他人來實現的。
沒有人比杜蘭特先生和福特先生更明白汽車行業早期所麵臨的重大機遇了。在那個時代，尤其是在銀行家的眼裏，汽車隻是一種運動。它的定價過高以至無人問津，它的機械故障率居高不下，而優質的公路又少之又少。然而，在1908年整個美國汽車行業僅僅製造了65000台“機器”的情況下，杜蘭特先生卻盼望著年產100萬輛汽車的時代的到來—他也因此被認為是冒險觀念的推動者—福特先生則早已經在T型車中發現了將這一預言變為現實的途徑。1914年，美國汽車行業已經年產50萬輛汽車了。1916年，僅福特先生就生產了超過50萬輛T型車，而在20世紀20年代，處於巔峰的他年產超過了200萬輛汽車。在完成了T型車的曆史使命之後，T型車所經曆的衰落成了這個故事的關鍵。
杜蘭特先生和福特先生都有著遠超常人的願景、勇氣、想象力和遠見。在汽車年產量比現在幾天的產量還少的時候，他們都敢於將一切都押在汽車行業的未來上而豪賭一場。他們都建立了龐大而持久的產品線，而且這些產品的名稱都已經融入了美國語言當中。他們都創建了龐大而持久的企業。他們那一代人，屬於我稱之為個人領導風格的企業家，也就是說，他們是將自己的個性、天分作為一種主觀因素灌輸至他們的運營之中，而不是從管理方法和客觀因素等方麵來遵循管理的規律。他們倆的組織方式截然相反，福特先生是一個極端的集權主義者，而杜蘭特先生是一個極端的分權主義者。在產品生產和營銷方式方麵，他們也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