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政府改革的動因是複雜的，它既是對傳統公共行政模式的反思，也是應付政府自身困境的必然選擇。
一、發達國家政府改革的背景
1.政府規模過大與財政危機
隨著經濟迅速發展及社會事務複雜性提高，20世紀30年代之後凱恩斯主義盛行，經濟與社會管製加大，“福利國家”大行其道，導致政府職能不斷大規模擴張。然而，這不僅帶來了政府機構的膨脹、僵化和行動遲緩，滋生大量的官僚主義和公共資源浪費，而且還嚴重限製、削弱了市場活力，加重了社會公眾的賦稅負擔，降低了社會資源配置的整體效率。在現實中，無論減少公共服務還是增加稅收，都會引起人們的強烈不滿。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在西方造成了普遍的經濟衰退，人民收入水準下降，不願意再為大政府的積極社會政策履行繳稅義務。當時的社會中到處彌漫著對政府的不信任情緒和指責的聲音。著名學者胡斯歸納總結了三個方麵的抨擊：一是政府的規模太大以致消耗了過多的稀有資源；二是政府活動的範圍太廣，使自身陷入了過多的活動而且許多活動的提供皆有其替代方式可以運用；三是政府通過官僚體製提供服務的結果必然導致平庸和無效率。因此，如何不降低公共服務質量，同時有效利用政府資源、削減政府開支，成為推動各國政府改革的直接動因。
2.傳統官僚科層製的管理危機
官僚科層製作為20世紀各國政府機構的主要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是以“官僚製”為基礎的，其特點為：（1）官僚製。（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詳盡全麵的手冊中加以規定，以供行政人員遵循。（3）官僚服務。（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關係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認為政治與行政事務是可以分開的。（5）公共利益被假定為公務員個人的唯一動機，為公眾服務是無私的付出。（6）職業化官僚製。（7）行政任務的書麵含義是執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擔由此而致的個人責任。它具有法製化、中立化、職業化、公開錄用、功績製、文官常任製等特征，在政府運行中發揮了重要曆史作用。然而這種適應工業時代需要、注重規則與分工理性的傳統組織模式，在信息時代遇到了來自內部組織管理和外部政策管理的適應性危機。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認為：“工業時代發展起來的政府機構，是遲緩、中央集權的官僚體製，專注於各種規章製度及其層疊的指揮係統……變得機構臃腫，浪費嚴重，效率低下……在變化迅速、信息豐富、知識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運轉。”而其賴以建立的兩大理論基礎——威爾遜和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的科層理論也無法回答和解決政府所麵對的日益嚴重的內部問題。與此同時，新社會管理運動卻在公共部門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促使許多國家開始構建一種靈活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新社會管理模式。這場變革並不是一種改革事務或管理方式的微小調整，而是政府職能與定位、政府與公民社會或政府與第三部門關係的一種深刻變化。新社會管理理念的推行意味著公共部門中新範式的出現。正因如此，“重塑政府”或“打破官僚製”，成為20世紀後期政府改革的最響亮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