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誕生較比人類的曆史而言是很晚的事，甚至最早還是作為神學的附庸存在的。按照學術界普遍接受的觀點，近代科學是從文藝複興才開始的。如果說在哈維（W.Harvey，1578—1657）時代，劍橋大學的醫學課還主要是講邏輯和神學；1546年亨利八世在牛律和劍橋設立的5個欽定教授席位（神學、希伯來語、希臘語、羅馬法、醫學）中很少考慮科學，那麽到1575年格雷山姆學院建立時，就設立了數學、天文學教授席位。1628年厄爾（John Earle）在《社會縮影》（Micro-Cosmographie）一書中曾描述了54種“人物”或“類型”，其中沒有包括一位科學家，這說明科學仍然受到社會蔑視。但到了17世紀中葉，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價值的評價尺度已明顯上升，這首先表現在社會上獻身於科學職業的人數與日俱增。默頓（R.K.Merton，1910—2003）根據《國民傳記辭典》進行的統計表明，若將1601—1700年按每25年分期，則教士與科學家人數之比呈現明顯變化，前者分別為37.2%、30.1%、19.5%、13.2%，呈連續無中斷的下降趨勢；後者分別為12.8%、28.2%、31.4%、27.6%，呈明顯上升趨勢，並在1651—1675年間達到頂峰。這樣，按對科學的初始興趣的發生期與重要科學成果出產期之間存在有10—20年的時間差這一規律進行驗證，就可以認識到科學高峰發生在牛頓時代絕不是偶然的事。
那麽，在科學破繭而出走上獨立的過程中，與我們之前講述的科學革命前夜的社會大變革當然有著密切的聯係。哥白尼的“日心說”將宇宙圖景完全顛倒了過來。哥白尼所處的時代，亞裏士多德的觀點和基督教捆綁在一起，依然是凜然不可侵犯的權威。“地心說”在歐洲依然占統治地位。而且，中世紀的教會把地心說加以神化，用它來作為證明上帝存在的依據。哥白尼的理論對天地兩界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由於他使天和地具有同等資格，由此出發再把宇宙中的所有點都看作同等資格就不難了，是哥白尼導致人們把空間看做是各向同性的。同時他為了解釋恒星視差問題，又不得不假設恒星比想象的要遠得多，布魯諾又從這個假設出發，把這一點從邏輯上推到無限，提出了宇宙無限性主張，笛卡爾進一步把空間定義為廣延。這樣，上下兩個特殊方向、宇宙中心、及其周圍的層次秩序的觀念也就徹底失去了存在的基礎。所以，人們一致認為是《天體運行論》宣告了自然科學的獨立。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從此自然科學便開始從神學中解放出來……科學的發展從此便大踏步地前進，而且得到了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可以說是與從其出發點起的（時間的）距離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證明：從此以後，對有機物的最高產物，即對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種和無機物的運動規律正好相反的運動規律。”當然，用現代科學的理論來審視哥白尼的學說，我們會發現其中還有不少錯誤，但我們畢竟不應該苛求前人，倒是應該認識到一種新思想所具有的強大的力量——它可以顛覆傳統，摧毀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