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名叫記憶，住在深不見底的地方，我們在每個人身上看見它的痕跡。然而我們看到的那些，都是表層的、外在的記憶，比如兒子長得像父親啦，幾代人有同樣的嗜好啦，父債子還啦，癌症基因啦之類。然而這記憶還有另外一種，它在人無法探測到的處所興風作浪，到最後關頭才會實實在在地影響到人。這種記憶是超出常識的預測的，認識這種記憶，則是文學和藝術工作者的畢生工作。
我身上裝著一個火藥桶，這實在有些不相稱。因為我內向、瘦弱、害羞、多愁善感，又愛冥思遐想。據說我出生不久，就以夜間愛哭鬧為最大特征，哭一通夜不消停的情況是常有的（從我後來養育兒子的經驗判斷，很可能是缺鈣引起的神經方麵的痛苦，但那個年代缺乏醫學常識，所以不知道原因）。哭並不說明我就沒有忍耐力（我的忍耐力很強），隻不過是我要將自己的感受傳達給外界。我在身體變化之際死命地啼哭，是一個有傳達能力的嬰兒。但我相信，我從來不無緣無故地哭，我應該是一個愛笑的嬰兒，有一張照片記錄了我燦爛的笑容，那可是我唯一的一張嬰兒照片。然而我因為愛哭在某種程度上不受歡迎——這個世界不歡迎有傳達能力的嬰兒，人們喜歡那種靜悄悄的、不勞動大人的嬰兒——這是我們文明古國的風俗。
再大一點，表達自己就給我帶來災難，受到大人們的製裁。雖然挨了打，還是要反抗，要表達，欲望是如此的強烈，憤怒可說是刻骨銘心。我身上的那股“要說話的”衝力，必定是經過了無數代人的積累而發展出來的。中國的社會應該是一個製裁的社會，但魔鬼是不會死亡的，無論經過多少代。就文學藝術在本土的命運來說，棍子底下出天才應該是一個規律。當然這棍子，可以是實物，也可以是無形的情感的壓迫。似乎我一直初衷不改，壓而不服，是屬於乖張、“難養”的那一類孩子。也許是因為時候快到了，我身上所負的使命已顯露出基本的風範？在後來，“說”，終於成了我生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