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世紀80年代末世界兩極政治格局的解體和經濟全球化速度的加快，歐美發達國家產業結構戰略調整步伐迅速加快，其基礎產業，如重化工、冶金等開始向外大幅度轉移，而此時的長三角要發展外向型經濟，需要有良好的金融服務及航運海事服務；要提升產業機構，需要有更高產業機構的引導；要發展市場經濟並與國際接軌，需要有中央賦予更多的先行先試政策。而這些條件在浦東開發開放的戰略下得以滿足，浦東的開發開放在吸引了大量外資並強化了與世界市場聯係的同時，還探索了現代市場經濟所必需的現代金融體係和創新平台，為國際產業進入長三角奠定了基礎。浦東開發開放所形成的外部效應有利於長三角代表中國和亞洲參與國際分工，成為21世紀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之一。
在浦東開發後，我國確定把長三角的核心城市上海建成國際經濟中心城市。國際中心城市都擁有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和日趨複雜的城市功能，這是孤立發展的單體城市所難以承載的。著名的國際中心城市，如紐約、東京、倫敦、巴黎、芝加哥、洛杉磯等，無不依托規模龐大的城市群。在這些城市群中，不僅其核心城市是全球政治、經濟活動的中樞，而且其高度專業化的次級城市甚至中小城市也都是專業性的金融、貿易、工業、交通、科技、文化中心，在城市群內部承擔了重要的專業化中心城市功能，形成特殊的有機聯係。要建設上海國際經濟中心城市，必然要在其周邊加強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建設，使得上海對長三角及長江沿線地區形成正溢出效應，進而帶動長三角的城鎮化進程。
一是上海作為區域中心城市的正溢出作用。上海通過消除行政區劃從長三角整個經濟區域的角度規劃交通網絡、城市體係、生態環境等基礎設施體係，在建設道路、交通、環境等區域性的公共物品和服務，以及區域經濟發展整體規劃方麵承擔起中心城市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