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雖然隻在人間行走了56個春秋，但他精妙治學，辛勤筆耕，給後人留下了148卷、1400萬字的寶貴財富。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新民說》。
《新民說》是他在1902年至1906年，用“中國之新民”的筆名，發表在《新民從報》上的二十篇政論文章。1916年部分收入《飲冰室文集》；1936年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飲冰室合集》，同年出版《新民說》單行本。
《新民說》講述了現代國民應有的條件和準則，旨在喚起國民的自覺：從帝國時代的臣民，轉化為現代國家的國民。在20世紀的中國起了啟蒙作用。
他的每篇文章，都飽含**，對讀者有一種魔力。這也使得他風靡一世，聲震天下，成為名副其實的“輿論驕子，天縱文豪”。王文濡挽梁啟超：“《飲冰》一集，萬本萬遍，傳誦國人，雅俗同賞，得其餘瀝以弋鴻名而張騷壇者，比比者是也。”
梁啟超在《新民說》中首次提出了“新民”思想。他振聾發聵地呼籲“改造國民性”，當時應者雲集，且至今還有適用性；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這個呼籲不僅是口號，他還在探索後提出了具體方案，形成了“新民說”理論。
“新民”一詞，出自儒家經典《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梁啟超主張“親民”即“新民”，而“新”就是革新，革故鼎新。
戊戌變法的失敗，使他意識到，人的革新，決定製度的變革，“民德、民智、民力實為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欲要國家獨立富強，先須改造國民、提高國民素質，有“新公民”而後有新的國家。新民說的一個重點，在於大力提倡“公德”，因為，梁啟超發現：“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昧於公德，則人群不成其為人群，國家也不成其為國家。”反之，“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新民就要有公德、能處群。如何培養新民？他想到借助於藝術(小說)和宗教(佛教)的力量，特寫出了有名的論著《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和《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