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墨絰從戎之義，俾移孝以作忠；勵丹心報國之誠，每出奇而製勝。”[1]
曾國藩墨絰出山之舉，總是被曆史大書而特書的一節。因為這是具體表現曾國藩忠誠體國、勁節淩霜的最好例證。其實，曾國藩之墨絰出山，無非是前有聖命難違，後有鄉情難卻，二者都無法拒絕而已。
既然答應出山，除了希望形勢有所好轉後繼續回家守製外，曾國藩沒有其他任何私心雜念，一心一意地要盡一個士子的綿薄之力，保護傘梓，感念聖上，報效國家。
國難思良將，家貧念賢妻。
曾國藩本來以為，在戰火紛飛、國難當頭之時，那些被聖上調往前線的督撫重臣，定會戮力同心，同仇敵愾，以全力挽救危亡。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縱觀前方將士，離心離德者有之，貪生怕死者有之，懦弱無能者亦有之。在太平軍勢如猛虎的打擊下，無論是官員，還是八旗子弟，其腐敗無能、剛愎自用暴露無遺，往往未戰自潰，狼奔豕突。對外無能，而對內傾軋卻無所不用其極，整天醉心於那些鉤心鬥角、爾虞我詐的糾葛之中。
想象不能代替現實；而現實又是如此不盡如人意。
在這樣的局麵下，曾國藩不僅不能以一人之清爽而滌清官場之汙濁，反而自出山之日起，連他自己也身陷於錯綜複雜的關係之中而難以自拔。曾國藩因這種無聊的糾結而耗費的心血，絕不亞於殘酷的軍事鬥爭。
正如聖人所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2]。
作為一個沒有實權的邊緣人，不具備成就事業的客觀條件，這是一般公理，即使是聲名赫赫的曾國藩也不例外。
在出山的最初日子裏，那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下擠上壓、左右掣肘的窘境，讓曾國藩心地寒徹，悲愴至極。要想有所成就，曾國藩隻好拿出與本色相去甚遠的作為，而這些作為均為不得已而為之，都是被逼無奈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