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明白了一個道理——隻有不離開，才能有機會。
俗話說，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無論是誰、做什麽事，都不能蹬鼻子上臉，得寸進尺，貪得無厭。曾國藩恰恰就犯了這個大忌。
五年的軍旅煎熬，讓曾國藩看得很明白，沒有督撫實職，根本就玩不轉。即使是當今聖上，也不能光讓幹活而不給草料。而實際上，鹹豐帝就是這樣做的。
在曾國藩看來，鹹豐帝對自己玩的是一套敷衍、忽悠的庸俗哲學，既要你擔當，又不給予必要的支持，一切都靠你自己維持。特別是在曾國藩與地方勢力發生激烈的衝突時，鹹豐帝基本上都是裝聾作啞，環顧左右而言他，從來就沒有站在曾國藩一邊，為其撐腰打氣，除了忽悠幾句“戰功卓著，忠誠耿耿”，糊弄三歲小孩子外，沒有任何實際行動。說到底，鹹豐帝還是對曾國藩這位漢官能員心有餘悸，放心不下。
既然已經這樣了，好也好不到哪去，壞也沒有什麽可壞的地方，死豬不怕開水燙，曾國藩索性破釜沉舟，實話實說，來一個幹脆利落的。
曾國藩直言，我這個兵部侍郎，現在所處的是“虛懸”之位，而我又沒有“圓通濟變”的才能。從這個角度說，恐怕最終難免貽誤大局。自古以來，責權必須是統一的。如軍隊的統帥，必須與軍隊共存亡；守城的將領，必須與城池共存亡。這是天經地義，古今共同的法則。
最後，曾國藩不無威脅地說，如果做不到責權相統一，那麽我仍然懇請在籍終製。多守幾個月，就多盡幾個月的孝心，多守一年，就多盡一年的孝心。
應該承認的是，曾國藩最後向鹹豐帝攤牌要官，絕不是一時的鬼迷心竅、出於私心，其理由是很充分的，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那麽鹹豐帝會如何對待曾國藩的伸手要官之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