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撚之路吉凶莫測，曾國藩預判那是一條不歸之路。
拿人錢財，替人消災；食皇家俸祿，當為國盡力——在獲得利益的同時，也被不可推卸的責任與使命所約束。這是古往今來概莫能外的公理。
剿滅了太平天國的曾國藩，雖然功高蓋世，位極人臣，但仍然要受皇上的馭使，沒有什麽人身自由可言，原因也就在這裏。
清同治四年（1865年），曾國藩又獲得了一連串的重量級的賞賜，比如賞加太子太保銜，賜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等。這在別人的眼中，恐怕連其中的一樣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
曾國藩雖然已經官居一品、入閣拜相，登上了人生的頂峰，朝野上下無不豔羨，但他本人卻把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他在謝恩折中說，自己“德薄才庸”，所作所為“無裨時局”。至於他本人所榮獲的“罕覯之容”“非常之寵”，並非他“一手一足之勞”，而靠的是“同澤同胞之力”。這些話，既可以認為是曾國藩的謙虛，也可以認為是曾經滄海後的淡定。
清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一日，曾國藩接到廷寄，同治帝在他的一等侯上又增加了“毅勇”二字，榮耀越發尊顯。曾國藩仍然表現得十分淡定，甚至還有一些憂鬱。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日內正以時事日非，惄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為榮，適以為憂”。因為曾國藩深知，權力越大責任愈重，地位愈隆則憂心愈劇。對“欲以取之，必先予之”以及“欲擒故縱”之計頗為熟爛的曾國藩知道，世上絕對沒有免費的午餐，皇上也絕對不會平白無故地一味賞賜。“毅勇”二字難說是福，說不定就是禍根。曾國藩以身體不爽為由，閉門謝客，對前來祝賀的文武官員一律拒而不見。
果不其然，錫封“毅勇侯”不到一個月，曾國藩就接到了同治帝的上諭，命令身上的硝煙尚未散盡，衣襟上的血跡尚為擦幹，身體孱弱、須發皆白、已經五十五歲的曾國藩重新披掛上陣，赴山東與勢頭正旺的撚軍作戰。曾國藩“深為悚懼”，心裏一點底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