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激化了中外矛盾，皇上把這個差事交給了苟延殘喘的曾國藩。
被天津教案攪得頭暈目眩的同治帝，一連發出三道上諭，把教案這塊燙手的山芋，扔給了正在為保定大旱而焦慮的曾國藩。
清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曾國藩請求續假的第三天，奉到一個內容含糊的上諭，曰：“曾國藩著前赴天津，查辦事件。”具體查辦什麽事件並沒有說明。同日，第二道上諭到了。這一次，說得比較清楚了。
上諭道：“崇厚奏津郡民與天主教起釁，現在設法彈壓，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摺。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既據供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眾將該領事毆死，並焚毀教堂，拆毀仁慈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並查明，毋稍回護。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6]
僅僅隔了一天，朝廷的第三道上諭又到了。上諭曰：“崇厚奏津民教起釁爭毆，自請治罪，並請將地方官分別嚴議革職一摺。崇厚、周家勳、張光藻、劉傑著先行交部分別議處，仍著曾國藩於抵津後，確切查明，嚴參具奏。至迷拐人口匪徒及為首滋事之人犯，均著嚴拿懲辦，並會同崇厚徹底根究，秉公辦理，毋稍偏徇。”[7]
曾國藩雖然染病在身，但腦袋並不糊塗。天津教案捅破了天，已然甚囂塵上，轟動朝野，兩派意見大相徑庭。派誰去都很難兩全。不去吧，朝廷的三道上諭擺在那兒，作為臣子，是“不敢因病推諉”的；去吧，案子又實在複雜，雖百思而“不得良策”。曾國藩坐臥不安，左右為難，陷入了深深的躊躇之中。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天津洋務十分棘手，不勝膠著。”[8]在給兩個兒子的家書中，曾國藩也坦言：“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9]聖命難違，曾國藩沒有選擇的餘地，他隻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曾國藩斷定，天津之行絕難有好結果，遂做好了不測之想，留下了遺囑：“餘自鹹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小明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