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纏湊不齊，曾國藩隻能幹著急。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曾國藩已經是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了。同年，他被欽命為四川鄉試主考官。按照慣例，曾國藩得到了兩千兩的典試程儀，這也是曾國藩居京師五載所得到的最大一筆資財。
曾國藩除了留下四百兩銀子作為入川的盤纏外，把其餘的一千六百兩銀子悉數寄回家中，並修書一封，就如何分配這些銀兩提出自己的建議。他在家書中寫道：“……南五舅二百兩，如不收，則由父親用此銀兩買上幾畝好田轉贈南五舅。……不孝男如不抓緊報答賣牛送男進京之恩，怕要來不及了。”[2]
曾國藩為什麽對南五舅“賣牛送男進京之恩”如此掛懷呢？原來，這與曾國藩二十六歲那年二度進京參加會試息息相關。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經過一年厲兵秣馬、潛心攻讀的曾國藩準備再赴京師，參加第二年的會試。可是，就在曾國藩躊躇滿誌準備啟程的時候，卻出現了大問題——家裏拿不出他進京所需的盤纏，這讓曾國藩眉頭顰蹙，心急如焚。
自古以來，上學讀書拚的不僅僅是學子們的智力、體力，更重要的拚的是家裏的物力、財力。
對任何一個學子來說，首先是要有讀書的願望，也就是所說的內因，內在的動力，這屬於上層建築；其次是具有可以保證讀書所需的財力，這屬於經濟基礎。經濟基礎足夠雄厚而智力不足，難以取得好的結果；智力卓越而財力拮據，那麽也難以圓滿。從古至今，有誌於讀書治學的人比比皆是，但由於沒有經濟能力而使雲夢化清煙的事兒屢見不鮮了。所以，自古以來就不可能人人都能成為讀書人，人人都能當秀才。
曾家最大的開銷就是花在曾國藩的求學上。
曾國藩在家裏讀私塾的時候還好些，畢竟吃住都不需要額外的支出，但出門在外就不同了，處處都需要花錢，這是不能回避的一大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