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林語堂和魯迅都以文為生，不過走的卻是不同的路子。魯迅“直麵慘淡的人生”，把文學當作“匕首”和“投槍”刺向敵人。林語堂則借助幽默表現性靈閑適，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滿，他認為：“愈是空泛的，籠統的社會諷刺及人生諷刺，其情調自然愈深遠，而愈近於幽默本色。”
這是不同的選擇，不一定是背道而馳，但分道揚鑣是肯定的事情。愈走愈遠，既是無奈也是現實。
仔細觀察魯迅和林語堂等幾個人在廈門後山上的那張合影，都是在爬山，林語堂是西裝革履文明棍，而魯迅則是長袍布鞋。也許這僅僅是生活細節，但細節有時候折射的是一種走向，林語堂和魯迅的差異可見一斑。他們為文的風格和人生道路的不同從這樣的細節也可以看出端倪。畢竟，林語堂是出生在鄉村牧師的家庭，他從平和阪仔這偏僻鄉村走向廈門、走向上海、走向外國留學，然後回國到北京，到廈門，到上海，生活有不順心甚至有危險，但總體是向上發展的。在他的內心，歡樂多於憂愁，他堅持的是“人生要快樂”。而魯迅出生在沒落的地方望族，家道的衰敗使魯迅過早品嚐到了生活的艱辛與世態炎涼。這深刻影響到他性格的形成，他秉持的是“一生都不寬恕”。
文學立場的不同，讓林語堂和魯迅之間的友誼也磕磕碰碰。開始，他們圍繞“痛打落水狗”等有了論爭，尤其是林語堂堅持自己的文藝觀點，聲稱“欲據牛角尖負隅以終身”，而魯迅卻認為在生死鬥爭之中，是沒有幽默可言的，“隻要我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魯迅認為，對林語堂“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來的”，開始對林語堂進行批判，先後寫了《罵殺和捧殺》《讀書忌》《病後雜談》《論俗人應避雅人》《隱士》等，而林語堂則寫了《作文與作人》《我不敢再遊杭》《今文八弊》等文章來回敬，字裏行間的鋒芒頗有江湖間的刀光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