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半期中國文學總體的美學特征是沉重而悲愴的。這當然和產生它的社會環境、時代特征有關。隻要想一想20世紀中國走過的曆史道路是多麽艱難曲折、中華民族經曆了多少奮爭和磨難，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嚴肅的思想麵貌和濃重的悲劇色彩也就不難理解了。也因此，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對林語堂以提倡幽默掩蓋社會矛盾，“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的批評就更容易讓人理解了。
魯迅公開申明過：“我不愛‘幽默’，並且以為這是隻有愛開圓桌會議的國民才鬧得出來的玩意兒，在中國，卻連意譯也辦不到。”他還說過：“‘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於‘幽默’的人民，而現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針對林語堂創辦的《論語》《人間世》以幽默小品為統治者“幫閑”的傾向，魯迅曾在一封信中說：“專讀《論語》或《人間世》一兩年，而欲不變為廢料，亦殊不可得也。”
這些看起來像是否定和排斥幽默的痛乎言之的話，連同當時中國“炸彈滿空，河水漫野”的現狀一起，在一代文學青年中產生了強烈的思想震撼。無怪乎當時的青年作家吳組緗在接到日本人增田涉1因為編選《中國幽默文學選》而征求意見的信時，覺得很不以為然，作出了偏激而失禮的反應。
在近半個世紀後，吳組緗在北大的課堂上曾對這件往事有過回顧和反思，坦然承認自己當年一律抹殺幽默是片麵的，沒有準確理解魯迅關於幽默的全部看法。他還在文章裏公開作自我批評，指出：“其實幽默與諷刺，往往很難區分；我對魯迅那個警句的理解也不免簡單化，隨著歲月和閱曆的增長，我知道看事不能從概念出發：幽默也有不同的內容，諷刺也有不同的觀點，情況變化無定，籠統地看是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