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時的魯迅，正由官場走向民間，而胡適則由書齋走向了議政之路。當時在魯迅的文章裏有明確記載：先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召見胡適，而後，胡適與段祺瑞政府和蔣介石集團互遞秋波。於是，一個成了現政權的擁護者，一個成了現政權的批評者，兩種選擇，使兩人分道揚鑣，站在了對立麵上。他們以各自為中心，分別團結了一批知識分子，使寂靜的知識界一時熱鬧起來。
在魯迅與胡適的不同價值選擇中所延伸出的政治觀點和文化隱喻也十分鮮明，從兩人當時的作品中，也不難看出其在政見上的分歧：魯迅以為中國的進化有賴於精神的重塑，改造國民性乃是知識界的重任；胡適想的卻是，以智慧和潛能貢獻給權力階層，借助現政權的力量來推進社會的進步。
胡適在《我的自述》一文中所說：“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功課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胡適先後主持過很有影響的《每周評論》《努力周報》和《獨立評論》三個政論性的周刊，就表明了他對當時中國現實政治的高度關切。反觀魯迅，他走向民間，更多的是立足於當時中國勞苦大眾的立場上來發聲。他對於官場的冷視，並不亞於對世俗社會的憎惡。此後，好惡分明的魯迅不再給胡適留麵子，時不時地間接或直接公開批評胡適。隨著矛盾公開化，兩人的關係也日漸冷漠，乃至交惡。
從大的方麵看，胡適曾主張“不談政治”，後來他卻公開出來大談特談政治，還爆出了一些令輿論嘩然的政治事件，這些都可能引起魯迅對他的不滿和反感。而且還有一件事則很可能直接惹惱了魯迅，這就是1924年以來發生在北京的女師大事件。
當時，圍繞著女師大的學生風潮，在校內外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種是以魯迅為代表，堅決支持學生的正義行動，無情揭露章士釗、楊蔭榆的倒行逆施行為；一種是以陳西瀅為代表，袒護章、楊的專製和蠻橫，對學生的正當行為橫加指責。由此引發了魯迅和陳西瀅長時間的論戰。盡管胡適沒有直接參與魯迅和陳西瀅的論爭，但從他發表的《愛國運動與求學》可以看出，他對體現愛國熱情的學生運動雖然也給予了肯定，但對此次“北京的學生運動一變為對付楊蔭榆，又變而為對付章士釗”這樣的結局是頗有異議的。而這在魯迅看來，就是在為章士釗開脫，完全與陳西瀅穿著一條褲子說話。所以在與陳西瀅的論戰中，魯迅也曾多次不點名地譏諷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