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去世之後，作為過去的同事和朋友，又同是文化界名人的胡適同意增補自己為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的委員，還為許廣平擬出版《魯迅全集》的事盡力幫忙。
當時，魯迅逝世後，一股誹謗魯迅的言論如潮湧來，其中對魯迅批評最烈者，莫過於武漢大學的蘇雪林。當她向胡適誇耀其批魯迅的言論時，立即遭到胡適的批評，認為蘇雪林言詞失當，“是舊文字的惡腔調”。他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乘之作。”
此時一些好事者又翻起了十年前的一樁公案，即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涉嫌抄襲日本人鹽穀溫的作品。1920年8月，魯迅在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小說史，胡適讀過《中國小說史略》後，極為悅服地說：“在小說的史料方麵，我自己也頗有一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製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
可是，陳西瀅卻發表文章，認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竊”，他還對徐誌摩說，這本書“是根據日本人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麵的‘小說’一部分”。或是“拿人家的著述做自己的藍本”。魯迅對此極為氣憤，即時發表文章予以答複說：“鹽穀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係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
時隔十年，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被譯成日文，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也已譯成中文，讀過這兩部著作的中日兩國學者，再沒有一個人指出魯迅有剽竊之嫌。魯迅為此感慨地說：“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惡名，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西瀅教授。”胡適認為曆史已做定論，他有責任站出來說句公道話，所以，在致蘇雪林的信中，他說：“說魯迅之小說史是襲鹽穀溫，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穀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穀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穀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